“你能描述这里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安魂曲，1935-1940，代序》）美国记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巨作《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2013年4月）以此为扉页题记，“描述这里的情形”成了一种诉求与期盼。
很多人会越来越明白“描述”不仅在当代写作中，而且在当代公共生活中也是重要的；他们也会越来越意识到，“描述”是困难的和危险的。敢于描述、重视描述以及善于描述，在当代公共生活中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过去说，描述是对写作技巧的真诚考验；现在我们更应该说，描述是对人的良知的真实检测。
读这部古拉格的历史，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描述的力量。作者写在扉页的献词就是“谨以本书献给那些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的人”，为什么不是通常人们比较常见的诸如“献给那些无辜的受难者”等等话语呢（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献词就是“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在这里，作者对“描述”的体验和极度重视已经强烈凸显。没有什么比亲历者和证人的描述更能揭示真实状况，更何况把这些描述与丰富的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相印证，一幅更全面和立体的关于迫害与受难的苏联劳改营图景昭然呈现。同样，也没有什么文体能比描述更好地传达那些描述，忠实于原初描述的描述是本书作者始终遵循的写作原则。另外，从评论家的赞语中我们也可以受到这样的启发：描述是再现、揭示与联系的基础；时代迫切需要的是对所有政治迫害现象的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中再现这种现象的本质特征，并使之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
在“序言”中，作者对资料来源与描述方式的选择作了说明，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一、如何使用亲历古拉格的政治异见者的回忆录？一些研究者一直不愿相信这种回忆录资料，坚持认为其中存在出于政治原因篡改经历或因记忆问题借用别人故事的问题。对此作者认为，“把那些看上去不真实、抄袭或者被政治化了的内容过滤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二、“尽可能地以被广泛使用的档案材料来证实回忆录的内容”，但无论是官方发表的文献还是像统计资料这样的档案，向来都被研究者质疑。对此作者认为如果使用得当，尤其是那些关于管理问题的秘密文件，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回忆录所无法解释的事情。三、正是因为对这两方面资料的慎重使用，“使得运用一种新的方式叙述描写劳改营成为可能”。作者对这种叙述方式的表述尤有启发意义：“在本书中，我不需要再把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说法’与苏联政府的‘说法’进行比较。我不必在苏联流亡者的记述与苏联官方记述之间的某个地方寻找一条中线。作为替代，为了叙述所发生的事情，我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人士、看守、警察的语言，使用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罪名服刑的不同囚犯的语言。长期以来困扰苏联集中营历史编撰工作的那些情感因素和政治主张不在本书核心内容讨论的范畴。它们的位置被受害者的经历所取代。”作者提出的替代方式是突出运用排除了情感与政治因素的当事人语言与经历，也就是力图还原真实细节和整体语境。《纽约太阳报》评论说：“在安妮·阿普尔鲍姆之前没有哪位西方作家尝试过以见证人的描述和档案记录为依据撰写一部古拉格的历史。”其实这不仅仅是选择依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依据与叙述方式间的深刻联系的认识。
在作者参考和引用的文献中，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无疑是一个重点；两部著作间的联系也很值得思考。“群岛”这个概念被索尔仁尼琴创造性地运用，将“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管辖下全国各地的劳改营描述为由“劳改营孤岛”所组成的“群岛”，进而形容整个苏联是这样一个“群岛”。而在本书中，作者的基本着眼点也正是“群岛”式的，一再强调对整个劳改营网络体系的俯瞰，同时也不断把整个苏联作为观察背景。当然，两部著作的区别是非常巨大的，《古拉格群岛》运用的叙述方法既有历史学的叙事，也有报告文学的、哲学沉思的、档案梳理的、主观随感的等等，整部作品就像一座多音调、多角度和多元风格的宏伟大厦；另外，书中所运用的语言、所创造的词汇、通过词汇所揭示的现象，本身就是一部专制极权下劳改生活的语言索引，以致西方还出版了专门的索尔仁尼琴辞典，而这些正是源自索尔仁尼琴作为小说家的文学才华。与之相比，阿普尔鲍姆的叙述方式则显得相对单纯：“它用两种方式讲述劳改营的故事。本书的第一和第三部分是按照年代顺序叙述的，用叙事描述劳改营及其管理部门的演变。第二部分详细地记述了劳改营的生活，而且是以专题形式记述的。”（序言）年代顺序与专题分类可更为清晰地描绘出“群岛”的全貌与局部，而它运用的丰富资料则是索尔仁尼琴写作时无法想象的，因此在客观性与全面性的描述上远胜于《古拉格群岛》。
“序言”还深入讨论了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的罪行并没有像希特勒的罪行那样激起发自内心的同样反应”——作者从对布拉格查理大桥上卖的前苏联徽章、某位哲学家的政治名声、好莱坞电影的到位和缺位等现象的思考中看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不知道”的问题，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西方对苏联劳改营就有很多了解，等到1973年，《古拉格群岛》俄文版第一卷在巴黎出版，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然而，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公众仍然对这一人类悲剧认识不足。作者所引用的萨特对加缪的说法或许具有某种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性：“像你一样，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思考意义：当历史真相的帷幕早已被无法阻拦的力量逐步掀开的时候，为什么罪行仍然不被看作不能容忍呢？今天，把人类历史上所有与纳粹罪行相同性质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绝非延续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而是为了防止把人非人化的悲剧重演。
如何面对劳改营现象，也是一种历史考验。有些曾在其精神生涯与写作事业上获得过杰出成就的人，却在古拉格的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败笔，我们最为熟悉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不幸成了这种典型。本书详细描述了1929年高尔基对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访问及随后发表的访问文章如何对形成更大规模的新型劳改营体系产生作用，以及1933年高尔基率领作家参观团观赏白海运河工程的“伟大成就”后创作的《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是如何力图把政治迫害与人身劳役描绘为“思想转变”的“光辉典范”的。对此，索尔仁尼琴在他书前的致谢名单中提到以高尔基为首的三十六名作家，称其为“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关于白海运河的那本可耻书籍的作者”。
似乎只是巧合，书最后“只要我继续活着，这样做就是我的责任”（第641页）这句话正可回应扉页上的问题：“你能描述这里的情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