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后记中，安妮·阿普尔鲍姆提到了一件事：当她搭乘游船前往索洛韦茨基群岛途中，她和同船的俄国游客谈到了关于《古拉格》的写作。俄国人发火了：“为什么要写古拉格？为什么不写一写我们的成就？我们是第一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古拉格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现在有别的问题……为什么你不写写我们的现实问题，而要去写很久以前发生的问题？”
是否要忘掉古拉格？古拉格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吗？让我们翻开《古拉格》，安妮·阿普尔鲍姆用严谨的事实、清晰的笔调、认真的态度、深刻的论述，给我们讲述和古拉格有关的那些历史。
“人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你可能因为家里比别人多养了一头牛而被划归为富农，你可能捡了几根麦穗充饥而被认定侵吞国家资产，你可能仅仅随口说了一句话而被定性为反革命……你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被逮捕，或者其实不需要任何理由。许多大规模的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仅仅只为了满足国家对于强制劳动力的需要。数据资料表明，劳改营经济活动的效率与送到那里的囚犯人数成正比。斯大林的一段公开讲话：“出于国家经济的考虑，这样做是个错误……我们总是释放最好的囚犯，留下的却是最差的。”表现好的囚犯因此不被释放，作为替代奖励只能是比别人多发了几个面包……
它是一部让人毛骨悚然的人间苦难纪事史。索尔仁尼琴曾经描写的押送情景：“给他们喝一次水，他们要求解一次手；要是可怜他们，给他们喝两次水，他们就要解两次手。于是，这成了个简单明了的常识：什么也不给他们喝就对了。”《古拉格》更加恐怖：为了减少囚犯的排泄次数，看守几乎不给他们吃喝，囚犯睡在自己的粪便和呕吐物之上，连牲畜都不如。终于撑到劳改营的囚犯，面对的是艰苦的环境、无穷尽的苦役、仍然少量的食物和衣物……囚犯被按照体力分成三类：可以干重活儿的，可以干轻活儿的，体弱多病的，领取不同等级的食物。体弱多病的很快被“自然”淘汰，原来健康的沦为体弱多病随之死亡。纳济诺岛惨剧令人发指。6114名流放农民被运到该岛进行荒岛移民开发。只是在移民队伍到达的第四天，当局运来了少量面粉，饿了几天的人们狼吞虎咽，当场噎死了好几个。这些面粉是当局给予移民的唯一一次食物。三个月之后，当局才想起这批人，只剩1000余人，所有幸存的人只是因为吃了那些死人的肉才活了下来。
它是一部破坏人们纯净情感和道德感的黑历史。我们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完全正义的战争。我们痛斥纳粹法西斯残暴的反人类罪行。“没有人想知道，我们用帮助一个大屠杀者的手段打败了另一个大屠杀者。”无辜者身死，而我们宁愿被蒙蔽眼睛，以自己为正义一方而沾沾自喜。那些古拉格幸存者的回忆，被当做疯言疯语，在西方也很少有人愿意深究这个问题。展现给外界的，是粉饰过的所谓真相，是高尔基笔下《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运河》中“欣欣向荣”的建设场景，是萨特所说的：“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苏联解体，对于许多俄罗斯人的自尊心，是个沉重打击。“我们是第一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多么让人骄傲的辉煌的历史！旧制度也许不好，但至少我们曾经强大。即使我们已经不再强大，我们也不想听人说它不好。——集体沉默，选择性的遗忘，这在情感上更容易让人忍受。
古拉格的历史，太沉重太压抑太黑暗太悲惨。不如遗忘。
或者，我们同样可以忘掉：犹太人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还有其他的许多许多……掩埋历史，掩埋的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它获得重新开启的时机，灾难就会卷土重来。国家不能只追求速度前进，必须不吝啬地分出时间留给历史，懂得适时地回顾、适时地总结，方能少走弯路不走歧路。
或者，我们可以耸耸肩，冷淡地说：“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俄罗斯平反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语）当个体泯灭掉自己的个性，盲目地服从于强权，被权力吸引着，被权力威慑着，只是“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就可以让自己轻易地置身事外，一如阿道夫·艾克曼认为屠杀犹太人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如雅戈达这个古拉格曾经的负责人最终被古拉格消灭掉，终有一天，古拉格的噩梦会让我们，或者我们的下一代，亲身去感受。
假如忘记古拉格，终有一天，我们会忘记，自己如何生而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