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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评《国士——牟宜之传》

2013-06-05 15:46:18   来源:新京报
  2009年,《牟宜之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牟宜之身处逆境,留下了200余首感时伤怀、刺世嫉邪的古体诗歌,被思想界和文化界认为与聂绀弩并驾齐驱。前不久,清秋子《国士:牟宜之传》面世。包括钱理群、资中筠、茅于轼、严家炎、江平等学者在内的多人与会,对这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曲折坎坷的一生,及其诗作发表感想。近日,牟宜之纪念馆即将在山东日照牟宜之老家落成。本报约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学者王学泰对牟宜之其人其诗进行了评析。
  《少年行》是其起点
  我是从旧体诗得知牟宜之的。这几年关注今人写的旧体诗,偶尔读到一首他的《少年行》,颇为震撼: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出谈锋举座惊。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
  今人写旧诗、除了被戏称为“老干部体”的作品,许多流于衰飒,像这样气韵生动、意态昂扬、充满自信、又不失旧诗风致的作品,并不多见。从牟诗我进入了这位老干部诗人的感情世界,读其诗,自然想知其为人,很凑巧,不久又读到清秋子先生为这位遭遇不幸的老干部写的传记文学《国士——牟宜之传》。
  在古代“国士”是对一位知识人极高的评价,用“国士”来为传主盖棺论定,可见牟宜之在作者心中的价值。什么是“国士”?用现在话说就是“国家级的仁人志士”。这些人士不论处境世风的顺逆,个人遭际的否泰,都有着任重道远的献身意识。他们系心家国,以天下为己任,继往哲,思来者。《少年行》正是这位国士做人的起点。
  牟宜之,山东日照人,在山东牟氏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承传。周朝开国分封诸侯,封祝融之后于牟(山东莱芜之东),这里就成了牟氏家族的根。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虽然两千多年中山东住民不断地更换,但牟家可算是这里原住民。于是历经数千年的浸润,邹鲁的缙绅士君子之风、儒家思想意识融化在牟氏家族传统之中(牟的好友黄万里赠诗中也有“牟兄家住处,鲁叟淳化乡”)。1942年牟在延安参加整风所写的《牟宜之的详细履略及反省检讨》中有云“我家先代是明朝的东林党,颇重气节”(日照牟氏先代有牟国华是万历间举人,是状元名士焦竑的学生,国华可能由此接近东林党)。儒家的重承担,东林的重气节,这两点促使牟宜之投向革命,也是他陷入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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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士”最早出自《左传》《国语》,这是礼崩乐坏时期,自然带有悲剧色彩;治世、盛世有什么国士?阅读牟宜之传奇的一生及其诗歌,我觉得他当得起“国士”的称号。他有着不同凡俗的经历及精神世界,其中许多是我们晚生后辈难以体验的。我们小学毕业仅仅是混沌初开,而牟此时就写下立意高远的诗句:“世事纷纷感目前,廿年海内尽烽烟。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感怀》),可见其胸襟抱负;青年时代都有过不可回避的爱情,而牟却在处理爱情上也显示出其独特的人格。日照暴动失败,他东渡日本避祸,苦闷异常,此时爱情却不期而遇,给他带来极大的慰藉:“漫匝皆樱花,缤纷任乱飞。游人多如织,杂沓万千姿。芸芸此中人,营营欲何为?唯我与枝子,略不合时宜。不履喧嚣处,有意寻幽奇。不杂游客间,二人形相依。相依无多语,默契两心知。心知不能言,各自有深思”。枝子小姐是房东女儿,温柔善良,对这个异国青年体贴关照有加,两人互相爱慕,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想起当时的形势,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战争即将打响,牟突然刹车:“顽石不可碾,白璧无瑕伤。决然舍之去,分别在他乡。终生不复见,犹如参与商。祝伊结好运,永世遥相望!”
  能文能武立奇功
  牟宜之能文能武,能言善辩,也善于排难解纷、处理实际事务;投身革命后,身处中共、国民政府与各种地方势力之间,他在坚持理想的前提下,优游自如,利用自己的优势,把对革命的贡献最大化。1935年在掌管《山东日报》之时(社长兼总编),他宣传抗日,对于首鼠两端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常用激将法,既“表彰”韩的偶尔对日本的“强硬”,取得他对报纸的支持,但也没忘了搜集他“亲日通敌叛国”资料,向中央控告,促成蒋介石处决了韩复榘。抗战之初,通过国民党的关系牟被任命为山东乐陵县长(乐陵已经处在敌后),但他却为共产党办事,积极协助中共在山东开辟沂蒙根据地。这样的“国民党县长”真不多见,周恩来高度评价他的工作:“倘若在抗战伊始,中国有几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财、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地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抗战八年之中,牟宜之或在敌人后方,或在国统区,或在游击区,或在重庆,或在延安为战争胜利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他指挥过作战,负责过行政。其中最艰苦的是1941年,日本鬼子出动五万多的兵力扫荡沂蒙根据地之时,鬼子策略是“铁壁合围”,步步进逼,力图把抗日力量一网打尽。作为沂蒙区专署及公安专署专员的牟宜之自觉守土有责,率领专署机关人员和一个警卫连在沂蒙的山沟中与鬼子周旋,许多战士干部牺牲了,最终这一股革命力量也没有离开沂蒙。在《反扫荡》的诗中他写道:“战罢黄昏暂宿营,饥肠辘辘起雷声。秋深戎服寒似铁,日久馊粮硬如冰。荒芜田园灾后业,萧条门户劫余生。村翁殷切陈情报,稚子欢腾看胖兵。”“鏖战终天日黄昏,宿营收队入荒村。几家房屋罹兵燹,到处墙垣留弹痕。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兵火连天,死亡相藉,无衣无食,村野萧条,柴灶绝烟,这是人间至惨之境,可是我们读到“村翁殷切陈情报,稚子欢腾看胖兵”诗句时,是哭?还是笑?恐怕诗人弄不清,读者更弄不清了。
  “统战”“策反”“文宣”,被毛泽东视为取得政权的“法宝”,对于牟宜之来说尤其在行,因为不仅由于家世、学问以及为人方面,使他有着广泛的人脉,而且牟善于说理,善于用道理征服人。他极大发挥了自己的长处,被同志们称“骑侠式革命纵横家”。他曾深入虎穴,策反过山东两大股伪军,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辽东军区的敌工部长、联络部长,都是负责策反与统战的。组织对他的评价是“善于团结各个阶层、各种地位的人士,侃侃而谈,说古道今。不卑不亢,以理服人,很有革命纵横家的风度”。
  《论作诗》是“精神自传”
  牟宜之参加革命二十年后,被错划右派。“错划”仅仅是两个字,近二十年的“错划”要经过多少的苦难与冤屈!他把几个孩子养育大,最后带着对亲人的歉疚和极度的痛苦、绝望离开他为之献身的世界。这个时期,幸亏有诗,诗不仅在牟宜之最困难的时候,给他带来了精神慰藉,他爱听孩子读诗,自己也爱作诗,正如他诗中所说“无诗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牟诗中所展现的“吾志”(精神品格)使牟宜之的“国士”徽号有了个完美的落脚点。
  去世之前(1975)他写下了《论作诗》,用清秋子的话说这首诗“可视为作者最完整的精神自传”。它平白如话,一如早年写给枝子小姐的诗。诗很长,其中讲到“诗是我家事,相与结深谊。作诗已成癖,搔痒不自持。”讲到他的一生及为人“浪迹江海日,效命疆场时。所至有写作,流转多弃遗。生事不足论,逝者皆如斯。晚年惟好静,诗兴更淋漓。光明正大事,心底无偏私。其平有如砥,其直有如矢。”往事都如过眼烟云,唯有“论诗增兴会,神往如飞驰。忽然闹天宫,忽然掘泥犁。活擢杨二郎,生擒司马懿。孔丘揖我座,孟轲为分席。麻姑为搔背,西施为浣衣。入海斩鲸蛟,登山捉熊罴。牛鬼蛇神辈,纷纷在我蹊。乘舟到日边,就浴赴天池。被驱离京华,又到昂昂溪。飞驰复飞驰,神志总不迷。掷笔一长叹,泪为荒唐滴。明日再谈诗,不觉又扬眉。”诗使他的精神得到升华。
  虽然牟宜之的一生不愧“国士”称号,但读他的诗更会感受这个称号的分量。
  “错划”仅仅是两个字,近二十年的“错划”要经过多少的苦难与冤屈!他把几个孩子养育大,最后带着对亲人的歉疚和极度的痛苦、绝望离开他为之献身的世界。诗在牟宜之最困难的时候,给他带来了精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