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
其实，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不仅如此，它在东亚追求的国际目标实际上也和美国的一样，即和平、贸易，并与苏联保持距离。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中国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美国领导人以报复的心态拒不正视上述事实，坚持认为中国意欲征服整个东亚。这些显然与实际不符。可是美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过去对红色中国的指控，当时中国一开始干预朝鲜战争，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因为美国领导人被中国人的行为激得怒不可遏，他们需要有一个“侵略成性的中国”存在，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迫切愿望是正当的。而中国曾彻底挫败过美国。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带给人们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
但是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情感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在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1953年才最后得到。他们知道两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1953年的最终停火线和1951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1953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
这且不说，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战胜曾经打败过美国的敌人，当时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的确，从朝鲜战争的挫折中产生的敌意，已使美国领导人对人民共和国的怒火骤升为一种血海般的深仇，其中的狂热、固执与非理性完全同实际危险不相一致，也跟它和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苏联在内）之间平息下来的争执截然不同。
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奥马尔·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禁止与红色中国开展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国却继续了二十年之久。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鲜战争结束尚不足四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做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从来都未作过这样的决定。
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找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人侵略成性，无可救药。美国领导人在心目中为这种侵略臆造了三个证据，即：中国在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支持自1946年以来一直支持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三个证据中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中国内政问题，因为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支那的反动势力相比，北京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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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敌视在台湾问题，以及在该问题的处理办法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美国下定决心保护蒋介石国民党，为制造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11月宣布，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地位十分重要，美国要继续使该岛“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
本来在1949年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曾判定台湾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但现在却又重要起来，这并不是因为台湾的军事重要性提高了，而是因为国民党还占有一小块中国地盘，由此可以引申并保留一种假设，说它仍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样就可给美国以口实，阻挡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取得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同时也可在外交上否认中国。
美国曾一度想暗中帮助蒋介石重新夺取大陆。这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不久的一种推测。当时总统决定“放开”蒋介石的手脚，不再限制国民党攻击大陆的目标。但这种想法很快就寿终正寝，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太弱，无法从事这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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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初，美国将台湾列为保护区；5月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可以动用武装力量保护台湾地区；2月9日参议院又批准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一来，美国就已正式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友好国家反对美国采取这样一种僵硬立场。从那时起，美国不顾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意愿，独家支持国民党留在联合国。
只是由于北京踌躇不决，才使台湾海峡的重大对抗得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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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一场根本冲突也正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苏联害怕热核大战，正寻求与西方和解。但是红色中国却被美国的行动排除在文明国家的范围之外，这令人十分怀疑美国的意图。北京担心苏联会以中国为代价与美国结成同盟。
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出尔反尔，撤销了他在两年前达成的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的协议。中国领导人深信他是在讨好华盛顿。然后，赫鲁晓夫又公开攻击人民公社。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建议毛泽东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两个中国”的方案。这是一项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1960年6月赫鲁晓夫将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一千四百名技术人员全部撤回，并带走了图纸和技术资料。从此以后，两国间的敌意便公开化了。
1961年元月，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此时他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中苏之间的分裂，与人民共和国达成谅解，从而孤立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但肯尼迪却暴露出了对中国的偏见，这一点并不亚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他不仅不设法与中国解决纠纷，反而同苏联谋求谅解，并于1963年7月建议，美苏两国携手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弹试验基地进行打击。但赫鲁晓夫未为所动。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继续孤立北京已毫无道理，因为中国的动机不再有任何可疑之处。十多年间，中国与各国间的相处十分审慎，越出国界的行动只有一次（即在朝鲜），而当时也只是为了保护他们本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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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并于1967年6月19日搞出了氢弹。中国从而作为一个大国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这证明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已变得极端危险，因为如果中国继续受到蔑视，并被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那么奢谈限制核武器就毫无用处。然而约翰逊总统得知中国爆炸原子弹后，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应，他暗示中国要利用原子弹进行讹诈。而事实上此时周恩来总理已告诉约翰逊，中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9年元月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会改变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既定政策。中国当时已是核大国，尼克松曾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无疑是一名反共分子。然而尼克松却成为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对中美关系进行透彻分析的总统，他还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认识到，让这个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重返国际社会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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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当尼克松及其夫人联袂访问北京时，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这两个伟大国家也终于恢复友好关系。倘若没有朝鲜战争，两国的和解肯定会来得更早。这场痛苦而可悲的冲突就是这样给两国的未来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并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