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1883年，早春，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英国青年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温州。他的汉名叫苏慧廉，一个后来被认为对温州举足轻重的名字。时光荏苒，一百三十年过去了……
我坐在David Helliwell堆满书的办公室里。这是2009年3月30日的上午，近十时，英格兰春天的阳光有点热烈，照进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一间朝南的房间。
David Helliwell还在那里拔打电话，四处打听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的墓地。苏慧廉1920至1935年曾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
他所依据的线索，是我年前提供的：苏慧廉生前住在牛津布拉德莫路4号（4 Bradmore Road，Oxford），
我知道这些信息纯属偶然。2007年秋天在美国新罕布夏州新港（Newport，New Hampshire）一家名为Ronald Purmort 的旧书店淘到本苏慧廉早年著述《儒释道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当时，我已在搜集苏慧廉的材料，拟给这位在我的家乡温州度过二十五年青春岁月的传教士、汉学家写本传记。这是部初版本，1913年由英国著名的霍德 ▪ 斯托顿（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公司在伦敦出版。随手翻开，意外出现了——一则发黄的剪报被原书主人粘帖在封二。因时间久远，剪报已残缺，好在开头两句尚清晰可读：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电讯：伦敦，5月，14日，牛津汉学教授威廉·爱德华·苏西尔今天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纽约时报》”，“
我认识David Helliwell亦属偶然。应是2008年的秋天，我给这座享誉世界的图书馆发邮件，咨询苏慧廉的著述与档案。邮件被转到了该馆东方善本部主任David手中，由此我们开始了联系。David说他有个中文名字，叫“何大伟”。他说自己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但能读中国古籍，因此我若给他写信，最好写“之乎者也”之流的文言文，并且要繁体。他很严谨，也很热情，当我后来表示希望去牛津寻访苏慧廉的墓地时，他这样回复：“非常欢迎你来。如果我能找到他的墓地，不论在哪里（除非在你们上海），我们都将一起去拜谒。"
他写邮件的时候可能没想到，我这个与苏慧廉非亲非故，又与他隔着千山万水的人，竟然说来就来了。于是，这个上午，他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开始帮我联络，寻找一切的可能性。
他应该已打了近半个小时的电话，仍杳无音讯。我建议他问问主持葬礼的卫斯理教堂，也许那里还有档案。英国是个超级稳定的社会，机构名称、地理位置，甚至门牌号码几乎百年不变。卫斯理教堂在电话里礼貌地回复，我们有保存婚礼资料，但葬礼没有记录。
“如找不到，没有关系。” 见David如此忙碌，我对他说了两次。但这个花甲之年的英国绅士不愿放弃，继续翻电话簿、查网络、咨询牛津各学院，他甚至准备联系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看苏慧廉的家乡是否有相关材料。
突然，David做一举手的动作，他想到了牛津市政厅（Oxford City Council）。马上电话过去，那边答应查查。我心里在嘀咕，你们的市政府难道连上世纪去世的人也管？ 不一会儿，电话竟然回过来了。当我在他们的对话中听到Lucy这一名字时，我明白有戏了。Lucy 是苏慧廉妻子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的名字，她先苏慧廉四年去世。如果是夫妇合葬墓，墓地很可能登记在先逝者名下。David也闻之兴奋，站了起来，一边将对方在电话里说的墓园名称、墓地编号记下，一边不断告诉对方，这是个重要的消息——苏慧廉的墓终于找到了！
放下电话，David即对我说，我们马上去！ 当然。他是个严谨的人，出门前又上网查了查路线，用的是Google Map的街景视图，那时中国还没这玩意。当360度的沿街画面扑面而来时，我感到英国虽古老却现代。十一时前后，我们一起出门。他办公室的同事悄悄告我，David亲自陪你去，这很难得。
牛津城市不大，基本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与公交。我们选择坐公交车，英国的公交多是红色的，很有特色。往东，几站地，约十来分钟，便到了玫瑰山（Rose Hill）附近。接下去是步行，约五六分钟，即看到了玫瑰山墓园（Rose Hill Cemetery）的大铁门。David说，没想到苏慧廉的墓离得这么近，他昨天前天都到这附近买过东西。
中午的墓园静悄悄的，偌大的草地上只有一个花匠在修剪花草。David根据市政厅问来的墓地编号向他打听方位，这个中年男子放下手上的工作即带我们去寻找，但转了一圈竟然没有找到。那男子于是回去拿地图，凭着一张简易的方位图，他指着一块连草都不多的墓地告诉我们，这就是B1—147号。.
这竟然是一块没有墓碑的墓地，简陋得与苏慧廉在牛津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界的地位不相称。我问David，是不是墓碑被毁？ 但他认为，落葬时可能就没有，苏慧廉或许葬得很简单。
没有墓碑，那如何确认这就是苏慧廉的墓呢？ 尚疑惑时，David已趴在地上，似乎要从几已沉于土中的墓沿界石上找出什么。牛津大学的人曾私下告我，David在校算个领导，按牛津的清规戒律，学生如去见他，得穿袍子。但今天，这位年逾六十的英国绅士，早已放下身段，趴在地上。他还不知从哪儿“偷”了个铁制的花架当铲子，正迅速地划开界石边的泥士。
感谢David，今天要不是他带路，我不会想到英国墓地的铭文会写在这里。
David手上的花架宛如洛阳铲，随着不停的铲刮，历史终于抖落尘土：
在南面的界石上，首先出现的是路熙的名字。“Lucy是
“苏慧廉的名字应该写在对面那条石上。” David对英国习俗应该一清二楚。果然，在北面的界石上显露出如下铭文：“威廉·爱德华·苏西尔、硕士、传教士、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861年生，1935年卒。”
说真的，那一刻，当苏慧廉、路熙等熟悉的名字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时，我有些感动。多少年了，这些名字被埋于尘土。
另两边的铭文也出来了，是两句典出圣经的经句：
西边的是“The path of the just shall shine.” 语出圣经《箴言》第四章18节，按照英王钦定版（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原文为“ But the path of the just is as the shining light, that shineth more and more unto the perfect day.” 译为中文便是：“但义人的路好象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东边的铭文是“Their work abideth.”语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4节 。King James Bible原文为“If any man's work abide which he hath built thereupon, he shall receive a reward.”，翻成汉语是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这时，我也趴在地上，给这些铭文拍照。David仰起头问我是否知道“Abideth”的意思？他不等我回答即道：“ It means remain.”
Remain，保持！Abideth，长存！
我为这句话动容。我们今天不远万里而来，不就是为了告诉他，您的功业已然Abideth。
David做事很仔细，他手抄了铭文，并画了方位图。最后我们在墓前鞠躬如仪，然后并肩离开。走出墓园时，我有种很强烈的感觉，苏慧廉在天上，正看着我们走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
回来的路上，我们都很高兴。David说，今天是Luck Day。
回到博德林办公室，尽管饥肠辘辘，但仍觉得意犹未尽。David说布拉德莫路其实就在不远，是否下午就去寻访苏慧廉的故居？ 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们又出发，在路上简单吃了点东西，就步行前往。路上David告我，在牛津，布拉德莫路属高尚住宅区，房价颇高。他由此推测，苏慧廉晚年生活不错。但我表示怀疑，因为据我所知，当时牛津汉学教授的薪资不高，更何况苏慧廉晚年还带两个住家的学生，以补贴家用。
从博德林图书馆出发，步行约十分钟便抵目的地。我们又开始寻找。David原以为门牌号是一边单一边双，于是径直就向右边去。但我们一直走到底，也没有找到要找的4号。重新折回，好在此路不长，几分钟后我们就站在了4号楼前 ——这是幢连体别墅。
David眼尖，在右侧院墙上发现一块牛津大学布拉德莫路幼儿园的牌子，于是他判断此屋的所有者是牛津大学。“可见当时仅提供给苏教授使用，仅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我予以补充，由此冰释了苏慧廉晚年家境富裕的疑惑。
4号楼的房门紧闭着，但从窗台、花园的种种迹象，可知此屋已住着新的主人。我们不敢贸然敲门，于是就在楼前拍了张照片。
这一天确实是Luck Day。
傍晚回酒店，打开电脑，竟然有David的来信。原来，他已第一时间将今天的收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贴在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的网上：
苏慧廉墓地，牛津Church Cowley路，玫瑰山墓园。墓地编号：B1-147。
苏慧廉1935年5月14日去世，三日后即17日安葬。其墓位于墓园教堂西北偏西位约五十米处。标志墓地四界及墓主身份的花岗岩界石，围成简单的矩形，上有铅注铭文，惜大半脱落。界石几已湮埋土中，部分铭文殊难辨认。铭文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