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他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然而，这位传教士的一生，竟在大段的历史上成为空白。
作者沈迦，历时六年，跨越三大洲，用翔实的史料，写出了《寻找苏慧廉》，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诡谲。
九十多岁的历史学教授来新夏先生读完此书，深有所感，写了如下的观后感。读来深刻、动人。我们摘之，与你分享。
一
人物是历史的灵魂，但是不论研究，还是阅读，常常遇到的多是人们翻来覆去，耳熟能详的那些人。只不过不同的撰者，从正面、侧面、反面，说东道西地把好端端一位历史人物解剖得七零八落，让读者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更不知有多少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曾著有功绩的人物，却被掩埋得很深很久，在期待被发掘出土。
如今有个怪异的现象，凡发掘出几具古尸和若干古器物，常会引起一阵欢呼和感叹。于是发掘报告、研究论文、随笔札记，都会接踵而至。有些还被列入当年几大发现之一。但当有人发掘出一位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并在艰苦搜求翔实可信资料基础上，按照历史人物成长的历程，耗费数年研究，编次成书后，使一位久受沉埋的历史人物得见天日，使历史增新貌，为后世垂典范，却往往未能如愿受到关注，最幸运的不过昙花一现，更多的是没没无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很不公平。
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史学著述中，圈外人的著述往往比圈内人更受看，更能得其要领。十年前我读过一位机械专业出身的高工张贵祥先生撰写的《大三国演记》。这部书记述了宋、辽、金、西夏的对峙，直至元统一，历时三百年的两个三角形的纷乱历史，比专攻这段历史的人条理得更清楚明晰。
我渐渐厌烦那些被人们谈得很多的历史人物，你争我辨，你是我非，只凭手头一点资料，闹烘烘地瞎辩论。我期待更多地发掘新人物，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把这个人物说清楚，能引人入胜的著述。
十年后，我有幸又看到一部我喜欢的人物传记，那就是沈迦先生近年撰写的《寻找·苏慧廉》一书。
沈迦先生做过记者，后经商，现居加拿大，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读过他写的两部书：一是《普通人》，二是《寻找·苏慧廉》。前者读过而已，后一种却引发我若干遐思。
为什么我爱读的史学著述多出自史学圈外人之手？或许是他们没有经受史学专业训练，也就不会为那么多框框所局限。更可能是他们出自一种自发的“还史与民”的理念，想写些有扎实资料基础，能让民众读懂的史书，而专业人士则陈义甚高，故作深沉地写些只有少数圈内人读之昏昏的文字。那么他们所选的题材对否？张贵祥先生理清了中国历史上最纠缠混乱的年代。沈迦先生挖掘沉埋已久的一位有过历史贡献的外国传教士。
我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并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有所贡献，就应给以注意。沈先生从本乡本土所挖掘出来的传主，正是这样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
传主苏慧廉，1861年1月23日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哈利法可斯城。1883年1月，时年22岁的他被英国循道公会派驻温州任传教士，直至1907年才离开。他在中国居留了前后24年，做了不少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工作。他将《圣经》翻成温州方言、《论语》译成英文并开办中等学校。
在离开温州后，他还担任过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和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935年5月14日，他在牛津寓所逝世，享年74岁。他在所著《中国与英国》中曾写下几句话，自评其与中国的关系说：“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沈迦先生的《寻找·苏慧廉》一书，正是传主这几句话长长的注脚。
二
沈迦先生的撰作起意，是听说温州图书馆藏有传主的二部英文著作，尘封已久。这样一条线索，引动沈迦先生进一步“寻找”。 2007年沈迦决心写传，2009年他亲临传主夫妇在英墓地，仔细地考实他们的人生终点，并以此为爆破点，启动了撰著。他开始循着传主一生的路线前进，这也是撰者全书的主线。撰者在自序中明确地交待说：“这本书的主线虽是以传主的生平展开，其实也是沿着寻访的过程一路走来。”沈迦先生走的是传主走过的路，但不是简单的重复。他在和传主同步前进时，还随时随地地捎带着描述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地情社况。
沈迦先生为了征信于读者，他在自序中详细地写他去英、美、加等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的经历。据统计，他经眼的档案、著述、专著和论文、资料等多达280种。除此之外，他“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他不惮烦劳地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不是炫奇，而是留给后人一张寻宝的路线图，他以实际作为说明书中记事，都是“事事有来源，字字有根据”，没有违反历史笔法的规范。
这部人物传记，不像其他传记。他写了千余条注释，几乎是每页都有边注，颇似学术专著，如果单独抽出来，可成另一本书。这一方面是撰者想尽力遵循史学规范，更重要的是他受了苏慧廉的老师里雅各遗训的影响。里雅各在翻译中国《四书五经》时说过：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个读者将产生出来，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
沈迦先生希望读者“能沿着这些虽粗糙，但颇费力搭建的路标，走向更远方”。事实确是如此，我作为“第一百个读者”，通读了每一条注释，有时超出了对本文的注意力，果然受益匪非浅。第一，它填充了我若干空位的知识缺口；第二，从注释内容了解到撰者的书外弦音；第三，从注释内容所涉及的枝蔓，启动了选择新题目的思路。这也是撰者便利读者的一种善举。撰者还为本书编写了传主的年谱简编置于《附录》，也具有这样的意图。如果在《附录》中能再编一份全书综合索引的话，那将更为完善。
三
才学识是中国对写史者的传统要求，沈迦先生在写这本书时，凸现了他的史识。他要是没有相当的胆识，就不会轻易涉足于为外国传教士写传记这类“禁区”。近几十年，外国传教士恶名随身。写传教士无论怎么都会与政治挂勾，如通信往来就可以是递送情报的铁证，生活方式的不同就有和平演变的嫌疑，普及教育、推动卫生是一种小恩小惠等等，而有些对中国社会和民众有益的人和事亦常被掩盖和埋没，或者被定为“别有用心”或“客观上的影响”等等。以致历史学者马勇在读过这本书后曾发感慨说：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谢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长串传教士名单中，苏慧廉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这部书忠实记载了苏慧廉极不平凡的生命轨迹，值得一读。
这段话容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对本书的评论是切实而符合实际的。
沈迦先生为传主立传的重点是传主在温州的布道、办教育和兴文化诸事迹，因而不可能不涉及温州的教会活动和温州的社会背景，所以书中有较多篇幅的引据和叙述，撰者的笔法又比较细腻，从而可得温州传教史的大要和温州的乡邦文献。这在一些人物传记中不那么突出，而这一笔墨可为人物传记的写作拓展较开阔的空间。后之写传记者，何妨一试，以自见特色。
沈迦先生之撰苏传，从仅知传主数百字生平始，不懈地跟踪寻找，经过数年的奔走、采集、研究、写作，终成一资料丰富，论述完整，别有见地，长达四十余万字的著作。他开辟了深广的新史源，从埋藏极深的沃土中挖掘出一个熠熠发光的历史人物，使之得见天日。同时又丰富了温州近代史、中国传教史和教育史若干令人瞩目的内容。启示后来者，特别是历史研习者一种可捉摸的范式。
我通读全书讫，作为史学圈内人深感愧恧。我虽年逾九旬，亦当为之鼓呼！沈迦先生方当盛年，尚望奋其所学，为人间呈佳作，为后学示典范。衰年一叟，自幸在奔百途中得读佳作，亦云快哉！
——摘自
《中华读书报》2013年8月14日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