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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的一生不该被湮没

2013-08-20 16:55:24   来源:文/来新夏

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他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然而,这位传教士的一生,竟在大段的历史上成为空白。

作者沈迦,历时六年,跨越三大洲,用翔实的史料,写出了《寻找苏慧廉》,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诡谲。

 

九十多岁的历史学教授来新先生读完此书,深有所感,写了如下的观后感。读来深刻、动人。我们摘之,与你分享。


人物是历史的灵魂,但是不论研究,还是阅读,常常遇到的多是人们翻来覆去,耳熟能详的那些人。只不过不同的撰者,从正面、侧面、反面,说东道西地把好端端一位历史人物解剖得七零八落,让读者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更不知有多少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曾著有功绩的人物,却被掩埋得很深很久,在期待被发掘出土。
如今有个怪异的现象,凡发掘出几具古尸和若干古器物,常会引起一阵欢呼和感叹。于是发掘报告、研究论文、随笔札记,都会接踵而至。有些还被列入当年几大发现之一。但当有人发掘出一位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并在艰苦搜求翔实可信资料基础上,按照历史人物成长的历程,耗费数年研究,编次成书后,使一位久受沉埋的历史人物得见天日,使历史增新貌,为后世垂典范,却往往未能如愿受到关注,最幸运的不过昙花一现,更多的是没没无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很不公平。
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史学著述中,圈外人的著述往往比圈内人更受看,更能得其要领。十年前我读过一位机械专业出身的高工张贵祥先生撰写的《大三国演记》。这部书记述了宋、辽、金、西夏的对峙,直至元统一,历时三百年的两个三角形的纷乱历史,比专攻这段历史的人条理得更清楚明晰。
我渐渐厌烦那些被人们谈得很多的历史人物,你争我辨,你是我非,只凭手头一点资料,闹烘烘地瞎辩论。我期待更多地发掘新人物,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把这个人物说清楚,能引人入胜的著述。

十年后,我有幸又看到一部我喜欢的人物传记,那就是沈迦先生近年撰写的《寻找·苏慧廉》一书。
沈迦先生做过记者,后经商,现居加拿大,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读过他写的两部书:一是《普通人》,二是《寻找·苏慧廉》。前者读过而已,后一种却引发我若干遐思。
为什么我爱读的史学著述多出自史学圈外人之手?或许是他们没有经受史学专业训练,也就不会为那么多框框所局限。更可能是他们出自一种自发的还史与民的理念,想写些有扎实资料基础,能让民众读懂的史书,而专业人士则陈义甚高,故作深沉地写些只有少数圈内人读之昏昏的文字。那么他们所选的题材对否?张贵祥先生理清了中国历史上最纠缠混乱的年代。沈迦先生挖掘沉埋已久的一位有过历史贡献的外国传教士。
我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并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有所贡献,就应给以注意。先生从本乡本土所挖掘出来的传主,正是这样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
传主苏慧廉,1861123日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哈利法可斯城。18831月,时年22岁的他被英国循道公会派驻温州任传教士,直至1907年才离开。他在中国居留了前后24年,做了不少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工作。他将《圣经》翻成温州方言、《论语》译成英文并开办中等学校。

在离开温州后,他还担任过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和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935514日,他在牛津寓所逝世,享年74岁。他在所著《中国与英国》中曾写下几句话,自评其与中国的关系说: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沈迦先生的《寻找·苏慧廉》一书,正是传主这几句话长长的注脚。



沈迦先生的撰作起意,是听说温州图书馆藏有传主的二部英文著作,尘封已久。这样一条线索,引动沈迦先生进一步寻找 2007年沈迦决心写传,2009年他亲临传主夫妇在英墓地,仔细地考实他们的人生终点,并以此为爆破点,启动了撰著。他开始循着传主一生的路线前进,这也是撰者全书的主线。撰者在自序中明确地交待说:这本书的主线虽是以传主的生平展开,其实也是沿着寻访的过程一路走来。沈迦先生走的是传主走过的路,但不是简单的重复。他在和传主同步前进时,还随时随地地捎带着描述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地情社况。
沈迦先生为了征信于读者,他在自序中详细地写他去英、美、加等国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的经历。据统计,他经眼的档案、著述、专著和论文、资料等多达280种。除此之外,他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他不惮烦劳地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不是炫奇,而是留给后人一张寻宝的路线图,他以实际作为说明书中记事,都是事事有来源,字字有根据,没有违反历史笔法的规范。
这部人物传记,不像其他传记。他写了千余条注释,几乎是每页都有边注,颇似学术专著,如果单独抽出来,可成另一本书。这一方面是撰者想尽力遵循史学规范,更重要的是他受了苏慧廉的老师里雅各遗训的影响。里雅各在翻译中国《四书五经》时说过: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个读者将产生出来,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
沈迦先生希望读者能沿着这些虽粗糙,但颇费力搭建的路标,走向更远方。事实确是如此,我作为第一百个读者,通读了每一条注释,有时超出了对本文的注意力,果然受益匪非浅。第一,它填充了我若干空位的知识缺口;第二,从注释内容了解到撰者的书外弦音;第三,从注释内容所涉及的枝蔓,启动了选择新题目的思路。这也是撰者便利读者的一种善举。撰者还为本书编写了传主的年谱简编置于《附录》,也具有这样的意图。如果在《附录》中能再编一份全书综合索引的话,那将更为完善。
 


 

 

才学识是中国对写史者的传统要求,沈迦先生在写这本书时,凸现了他的史识。他要是没有相当的胆识,就不会轻易涉足于为外国传教士写传记这类禁区。近几十年,外国传教士恶名随身。写传教士无论怎么都会与政治挂勾,如通信往来就可以是递送情报的铁证,生活方式的不同就有和平演变的嫌疑,普及教育、推动卫生是一种小恩小惠等等,而有些对中国社会和民众有益的人和事亦常被掩盖和埋没,或者被定为别有用心客观上的影响等等。以致历史学者马勇在读过这本书后曾发感慨说: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谢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长串传教士名单中,苏慧廉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这部书忠实记载了苏慧廉极不平凡的生命轨迹,值得一读。
这段话容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对本书的评论是切实而符合实际的。
沈迦先生为传主立传的重点是传主在温州的布道、办教育和兴文化诸事迹,因而不可能不涉及温州的教会活动和温州的社会背景,所以书中有较多篇幅的引据和叙述,撰者的笔法又比较细腻,从而可得温州传教史的大要和温州的乡邦文献。这在一些人物传记中不那么突出,而这一笔墨可为人物传记的写作拓展较开阔的空间。后之写传记者,何妨一试,以自见特色。
沈迦先生之撰苏传,从仅知传主数百字生平始,不懈地跟踪寻找,经过数年的奔走、采集、研究、写作,终成一资料丰富,论述完整,别有见地,长达四十余万字的著作。他开辟了深广的新史源,从埋藏极深的沃土中挖掘出一个熠熠发光的历史人物,使之得见天日。同时又丰富了温州近代史、中国传教史和教育史若干令人瞩目的内容。启示后来者,特别是历史研习者一种可捉摸的范式。
我通读全书讫,作为史学圈内人深感愧恧。我虽年逾九旬,亦当为之鼓呼!沈迦先生方当盛年,尚望奋其所学,为人间呈佳作,为后学示典范。衰年一叟,自幸在奔百途中得读佳作,亦云快哉!

 

——摘自

《中华读书报》2013814日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