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薛仁明
这是薛仁明老师较早前“闻风相悦识孔子”的讲座，讲座中老师也谈到了自己写作《孔子随喜》的故事。我们将所有资料整理出来，希望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也能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不一样的孔子故事。
正文：
主持人：各位读者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首图讲坛。首先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听讲氛围，请各位关闭手机铃音，谢谢！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来未曾中断，儒家学说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不过“五四”期间曾激愤地喊出过“打倒孔家店”，在今天看来这声音大概是有些绝对了。今天首图讲坛就荣幸邀请到台湾作家、学者薛仁明先生带着他新近出版的《孔子随喜》一书来与各位聊一聊他心中那个没有被误会的孔子。今天正值仲春，大好天光又是“世界读书日”，我们讲座题目也非常的诗意，下面就有请薛先生带来讲座——“闻风相悦识孔子”。
薛仁明：（那边的朋友被挡到了，这个投影幕是做什么用途的？）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蛮意外的，我之前在杭州、上海还有成都分别有几次的讲座，还有几次的新书会，没有看到那么多人，今天这么多朋友来，我确实有点儿意外。待会儿会后有几个之前，因为某些机缘，尤其是因为我大陆的年轻朋友帮我经营的博客，跟我结缘的那几个朋友，麻烦会后留下来一下，因为我只知道你们的名字，可是我还没看过你们的人，待会儿请不要先跑掉，不然会变成我这一趟北京之行很大的遗憾。
今天跟大家谈这个题目其实一部分也是在介绍我这个书，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主持人交待我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介绍一下我这个书名《孔子随喜》，介绍这个书名，其实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当然有关系，我就先稍微讲一下。我当初这个书的名字之所以会叫做《孔子随喜》，有好几层的考虑：
第一个考虑是向我自己的老师致敬。我自己有两位老师：一位是现在在台湾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生，他本身也是一个禅宗修学者林谷芳先生，他是我亲自的老师，我跟随他跟随了八、九年；另外一个老师是我私塾的老师，他在1981年去世，我只是读了他的书，可是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这位先生在大陆比较敏感，因为有受到一些误解，不方便公开谈太多，但是提他名字应该没有问题，那位先生叫胡兰成先生，就是张爱玲她的那位大家说对不起她的那个男人。胡先生他曾经在日本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心经随喜》，我这个书叫做《孔子随喜》，那是有向他致敬的一个成份。胡先生除了《心经随喜》之外，他也曾经在日本有一个专栏就叫《论语随喜》，我现在在台湾的联合报，我还有一个《论语随喜》的专栏到现在还在写，可能要写到今年9月份，当初会取这个名字，其实第一个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向胡先生致敬；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随”那个字，我自己本身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儒家背景，我待会儿再跟大家提。我也很长时间地进入过新儒家的那一个传统，就是现在两岸学院里面有相当影响力的以熊十力的几个弟子：牟宗三、唐君毅他们这几个为首的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儒家系统，那个体系我以前曾经在里面呆过一段时间，后来我离开了。后来也慢慢发现里面的问题，然后里面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后来觉得他们谈的儒家，跟真正的儒家是两码子事，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你怎么谈儒家，你这个说法、这个言说的方式本身跟儒家相不相应。中国的传统不管是儒、释、道三家，或者是庶民百姓，中国人在谈一件事情，在谈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人在谈事情是比较对应性的，就是我针对一个特殊的人、事、时、地、物我来说话，中国人他不会去做一个系统的论述，然后长篇大论，没有对象，中国人不这样子谈事情的，中国人谈话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我们民间讲的“见人说人话，见鬼之鬼话”，所以大家都知道，《论语》里面孔子回答他非常多的学生问同一个问题，譬如说最常问的问“仁”，但是大家会看到孔子的答案没有一次一样的，为什么？第一个对象不同；第二个时机点不同。这样子时机、对象不同，本来答案就是要不同，如果答案都一样那就有问题。譬如我今天一早从成都搭飞机搭到台北来，成都这两天很温暖，我在成都都穿短袖，结果一到这边儿感觉天气还挺凉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看到我从成都过来，他跟我说：“你穿个衣服吧”，可是如果我从北京到成都去，他看到我，他跟我说：“你要不要把衣服脱下”，今天穿衣服和脱衣服他都是对着同一个人讲，从同一个人的嘴巴里面讲出来，可是这个里面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他完全没有矛盾，因为他是不同的时空下讲的话，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摆在一起，现在叫你穿衣、现在又叫你脱衣，看起来很奇怪，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把它还原回去原来的时空环境下，他根本就没有矛盾，中国所有的学问，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殊点就是他全部都讲求对应，所以中国人不讲求逻辑论证，然后不会做那个体系化的那种论说。所以后来学院里面新儒家他们那样一种庞大的体系，那个东西他是用西方哲学的一个说法，然后把儒家的东西、把中国的东西套进去当材料，你言说的方式本身是西方式的，你用的材料再怎么中国，其实这个东西还是西方式的。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舞蹈团体，好像有来北京，我知道有去上海、杭州引起很大的回响叫“云门舞集”，林怀民，有听过的朋友请举一下手，好，手放下。林怀民那个“云门舞集”他来到大陆，我知道最早在杭州那边引起的一点骚动，因为我在杭州有一个杂志专访的时候，那个杂志还特别问我这个问题，他就说：“林怀民他标榜说他自己的东西是东方的舞蹈，请问薛先生你的意见是什么？”我说：“这个叫胡扯”，为什么胡扯？他是用西方现代舞的身体线条来表演东方的情调、东方的元素，他用书法，怀素的行草，他用流浪者之歌，释迦牟尼年轻还在当王子的时候，这些都是东方的题材，可是他本身的身体线条是现代舞身体线条。你们看到“云门舞集”的舞者，男舞者是上半身不穿衣服，女舞者是穿紧身衣，这个是西方舞蹈，西方对身体线条的一个观念。你用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线条来跳，跳再怎么多东方的色彩，你这个舞本身还是西方式的。
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用歌剧来唱《白蛇传》，这个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个还是西方，这是歌剧。我们如果用京剧来唱《马克白》，这个是京剧，就是你那个形式、你那个传达的方式这个才是关键，材料那个东西它可以变来变去的。“云门舞集”它的整个身体线条，它本来就是把现代舞移植过来，在中国人的舞蹈、中国人的身体线条里面不是云门的身体线条，不是那种跳舞方式，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穿衣服。台湾有一个重要的京剧演员叫做李保春，他的父亲可能在座各位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李少春先生，中国京剧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武老生。李保春他这二十年来长期地在台北担任一个京剧团的一个团长，他有一次在台北有一场属于京剧形式的舞蹈，它本身是一个舞蹈，结果因为是舞蹈，他就请了林怀民先生来做个评论，做个意见的提供。结果林怀民就跟李保春怎么讲呢？他说：“你这样跳是挺好的，但是保春，你衣服为什么不少穿一点呢？你衣服干嘛要穿那么多呢？”李保春他自己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演员，他对自己的文化只有一个继承，可是他没有自觉，所以当林怀民这样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可是今天如果让我们来回应，我们可以跟林怀民怎么讲？“我们衣服干嘛要少穿一点，在中国的身体里面，中国的身体语言里边，我穿衣服从来不会是扣分，穿衣服是加分”，大家看传统戏曲，尤其是旦角里面的水袖，她不仅穿衣服，还把衣服穿得那么长，可是今天有的水袖，我们的戏曲的那个身段变得多么丰富，就是说在中国人而言，我们的中国的身体线条里面穿衣服他不会妨碍你的舞蹈，他是会增加你的身体线条的丰富性，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中国式的观点，就是在这一个方面，中国的身体线条跟西方的身体线条，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好，回到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随喜”的问题，西方的东西，大家读西方哲学就知道，它有一个严密的论证，有一个很强大的结构。现在一般人因为受他们影响都觉得这样才是对的，所以很多人读《论语》觉得莫名其妙，讲话有头没尾，常常很多事情只有结论没有推论，然后常常非常多的话都是一步到位，大家就觉得这种话就是没有意义，会觉得没有意义这个是从西方哲学角度来判断，你这个是没有哲学，你是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还是要先弄清楚这个是西方观点，西方的观点不是不好，不是不对，但是他就是西方观点，西方的观点他不能够适用在所有的文明里面，尤其在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中国文明自己说话的方式，有我们自己写文章表达的方式，我这一本书既然是谈孔子，我就绝对不能用学院里面那一种西方哲学的观念写一个句子，写了五、六十个字，然后中间引了一大堆引号，然后还康德说什么，黑格尔说什么，这个说话的方式本身跟孔子就不相干，如果我说话的本身就已经跟孔子背离，那我说了再多等于白说。所以，当初会把它叫做“随喜”，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我的这个写法也是一个对应性的关系，就是今天有这个机缘，我们就来说吧，今天如果这个缘分挺好的，我们说完了之后大家很开心，这个是一个随机，这个是一个因缘。谈中国学问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原点就是大家要掌握住那个因缘，那个应激，他一定要有这个缘，一定要有“随”这个字，如果这一点懂了，大家去读禅宗才会觉得太有意思了，禅宗的故事都没头没尾，可是看着大家都觉得好爽快，他完全反逻辑，完全跟逻辑没关系，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生命活活泼泼，很鲜明的生命，这么对应着，因为它是活着的。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所有活的东西都是对应的关系，今天我谈孔子，我是希望谈一个活的东西，所以叫做“随”字。
然后大家知道“随喜”这个词，其实是一个佛教的词，本身是一个佛家的词。佛教从汉代传进中国两千年来，其实老早已经变成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它当然有印度的色彩，可是到了后来的佛教，其实有更多、更多中国很根底的东西，所以佛教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已经是渗入到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话、用很多词其实都是佛教名词。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走江湖，江湖其实本身是一个禅宗的名词，江湖本身是因为以前在晚唐禅宗最兴盛的时候，所有的禅宗大师就聚集在两个省：一个是江西省，我编辑他们的老家；然后一个湖南省。当时所有的大师就集中在这两个省，当时的禅宗大师还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呢？有人千里而来，慕名，希望能够在他门下获得一些生命的对应，结果跑到他门下之后，禅师、大和尚会稍微看你一下，有的人一看就知道说不相应，跟他其实不是那么合适，当时的禅宗，这些大和尚他们会主动做一件事，就是好，假设我湖南，我是一个大和尚，我就跟某某人讲江西那边有一个大和尚叫尧家荣，他更合适你，你去江西吧。他们会这样子互相引荐，那个不是说他讨厌他，不是，也不是说那个人比他厉害，不是，而是那个人更适合他。结果当时就有非常多中国最有脑袋最有生命力的一群读书人就在江西、湖南这两个地方来来往往，结果这个叫走江湖，结果江湖的这个意思后来慢慢变成我们今天“江湖”的那个意思，这个里面还是有一点道理，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禅宗有很多和尚，生命力很旺盛、很强大，强大到有一些看起来像流氓，因为他们不被一般世俗的东西给框住，所以他们有一点草莽味，特别有生命力，平常看起来不顺眼，可是真的遇到麻烦的时候，这种人特别厉害。像“江湖”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本身是一个佛教名词，可是今天已经深入到我们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一个名词，其实“随喜”也是一样，“随喜”它是一个佛教词，但是我们平常很常用。
大陆因为宗教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断掉了，大家知道台湾的宗教传统没断，而且这二十几年来，佛教在台湾发展得非常好，台湾儒、释、道三家这二十年来的情况：佛教是一枝独秀，儒家奄奄一息，佛教发展得非常好。因为佛教发展得好，所以“随喜”这个词在台湾用得更普遍，就是到处大家就用，然后这样一个词就是这是大家有这样一个缘分，挺好的，大家就方便、方便，大家就开开心心的，我们把这样叫做“随喜”。我当初用这样的词，如果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最后那个字——“喜”，这个字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就直接相关了，今天的题目叫“闻风相悦”，重点是在“悦”那个字。有一部分朋友有稍微翻过我这一本书，或者有朋友也参加在《北京晚报》看过我的《论语随喜》的专栏，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就是谈《论语》的第一篇的第一章，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那一章，那一章，反正《论语》打开就是那一章，大家每次讲就是讲那边。我特别提一件事情，什么事呢？《论语》第一篇的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两句话里面关键字第一个字叫“悦”，第二个字叫“乐”，“悦”跟“乐”就是开心，就是喜，我后来特别强调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我说是整本《论语》的关键字，也是谈孔子的关键字，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中国自从“宋明理学”兴盛之后，那些谈孔子的那些儒家身上已经看不到这两个字，然后影响多深呢？影响到现在。北京这边我有一个朋友叫杨典，他本身弹古琴，也写诗、也写小说，很有才情，他帮我写了一篇书评，那篇书评有几个观点很有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从“五四运动”以来不管是任何人谈孔子，反对的还是赞成的，都有共同的特征，就是说你不管是“打倒孔家店”的还是护卫“孔家店”的，还是护卫传统的，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共通点？就是这两帮人脸部肌肉都很僵硬，都很严肃，有时候会有一点凶，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愤怒。然后连带着他们这两帮人讲的孔子脸部也是肌肉僵硬的。他说：“薛仁明的这一本《孔子随喜》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一百年来所有谈孔子的书里面，他特殊在哪里？他第一次让孔子的脸部肌肉放松，回到一个有喜气的，知道悦、乐的那个孔子”，真的要这么谈，大家会谈，可是关键在哪里？杨典在那篇书评最后一段很有意思，他最后一段就不谈我这本书了，他直接谈我这个人，他说去年12月我因为一个机缘我来北京，我去他的工作室去跟他见了一次面，聊了一个多小时，看他喝茶，然后跟他聊天，聊天就瞎扯，聊古琴、聊戏曲、聊中国音乐、然后再聊点儿胡兰成，结果聊着聊着，杨典说他平常他那个人不擅长跟人家应对，那天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叫陈军，一个北大的中文博士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他那个人很木讷，也不太讲话，他说就看我一个人比较健谈，就是东聊西扯，扯完之后杨典说有一个很奇特的感觉，就是那一天薛仁明走了之后，他说“仿佛感觉到整个屋子里边还有一种愉悦的气氛，还在那边飘荡着，还有余韵，还在那边摇着、摇着，晃着、晃着”。他那篇书评我自己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讲谁都会讲，可是问题是你自己又怎么样，你自己做是什么样，中国的学问除了是应缘、除了是应激之外，中国的学问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儒、释、道三家重点不是你多会讲，儒、释、道三家是你做了多少，中国的学问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做不到的你就不要讲。所以有朋友有我这一本《孔子随喜》的时候就发现我的书腰有一句话是非常怪异的，恐怕在任何一本书的介绍作者里面好像没有看过这样一个词，那个词就是第一行“台湾的中国文化体践者”，我到好几个地方人家都会问这个词什么意思，因为没有看到过那么怪的词，原因是什么呢？最先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责任编辑尧家荣当初原先设计的时候就是比较一般的说法，就是台湾的青年学者、作家，后来我就请他把它删掉，我说我不太喜欢被人家称为学者，为什么？因为如果用孔子的意思，用孔子讲的学者我很愿意，我觉得很荣幸，可是我们现在讲的学者都是大学、学院里面的学者，我说我做学问的方式跟他们不对谈，完全颠倒，如果把我看成是那样的学者，我就觉得我很不习惯；第二个作家，我当然有在写一些东西，可是我不太喜欢这种身份的认定，所以后来我就直接请他把它改成叫“中国文化的体践者”。我住在台湾，可是我对中国文化不只有情感，我从十几岁以来长期地浸泡在这个传统里面，我在体会，然后后面那个字“践”，实践，做了多少不确定，可是我希望我谈的这些东西到最后在我身上能够看得到痕迹，能够付诸实践，所以后来我才会那么喜欢杨典的那个说法，因为这个代表我所谈的东西不是空口说白话，在我身上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我讲的东西才是真的。我有一个小老弟，我前几天在成都的时候，他连续三天都陪我，他在西南民族大学念书，他就说他们学校的老师他看着都不服气，为什么不服气？就是上课那么会讲，那么爱讲，可是下课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无趣，那些老师无趣得要死，然后讲一大堆道理，真正面对事情的时候，那些老师比什么人都还无能，平常都空口说白话，他讲的学问跟他的人不相干的，变成两码子事，对他就没有说服力。中国的学问从来就不是这回事，你讲的东西在你身上要看得到，这个是一个关键点，“随喜”那个喜悦、那个悦乐，整个《论语》的关键字，他要在每一个读《论语》的人的身上看得到痕迹，这个是我对《孔子随喜》这四个字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现在先打岔一下，我刚才有跟主持人先提，先跟她报备，恳求她的允许，本来原定我这个讲座我讲一个半小时，最后30分钟由大家提问。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中国的学问是对应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把这个时间做一个更动，就是我讲一个小时，我留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提问。大家提问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客气，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回答不了我当然会承认我回答不了，可是不必限定什么样的题目，只要大家觉得有趣，你就可以问。昨天我在成都谈新书，谈我的《孔子随喜》，谈到最后竟然有人透过微博要问我什么问题，叫我谈谈我三个小孩，我在家怎么当爸爸的。因为跟在座各位比较起来，如果是老先生，比较老前辈就另当别论，如果是年纪跟我相仿的人，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比较起来，我就可能很多地方比不上各位，但是有一点我是比大家有成就的，就是我比你们会生小孩，我生了三个，这个不能怪你们，这个因为政策的关系嘛。对这一方面，他们成都那边问，然后我在双流县传统文化研习会他们也在问，我后来发现他们都很有兴趣，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来找我谈孔子都是假的，我谈孔子的时候有的人听了还会打盹，我在讲起我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精神好得要死，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那个真实。所以我的意思是后面最后一个小时，大家有问题尽管问，我现在先跟大家提一下，大家可以稍微做一点准备。
（好，我现在继续谈，我喝口水。）
我这一次在大陆的行程拉得比较长，从杭州、上海到成都再到北京，因为我本来礼拜一一大早要回台湾，后来又有人要请我到南方去，要到广州、深圳、厦门，结果没想到我已经跑了那么远的地方。这一回我有一个感觉特别深刻，就是我这一次见的大陆朋友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比较社会一般的人，尤其像我在成都双流县他们那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双流县他们由民间自己组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研习会，里面的成员各式各样，有公务员，有企业的领导人，然后有水果店的老板，然后还有电台的女主播，都有，结果我跟他们在谈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可是我还见了一些知识分子，我跟知识分子讲话很容易不对谈，然后我跟他们谈着、谈着后来就发现很重要一点，我发现大陆的知识分子跟台湾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很类似、很类似的地方，就是两岸的知识分子“快乐指数”都很低，“忧郁指数”都非常高，我觉得非常多的人都很忧郁，你在这一群知识分子的身上，非常不容易看得到我们上面所写的那个“悦”那个字，很难、很难看得到。然后除了这个共同忧郁的状态之外，两岸的知识分子有一点不同，不同在哪里？台湾的知识分子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其实很关心台湾的一些发展，我虽然来大陆来得不多，但是前后也来过了大概十六、七回，来了这么十几回，我有一点点感触就是大陆的朋友了解台湾的情况远远超过台湾了解大陆的情况，同样的就像大陆了解全世界的情况也远比全世界了解大陆的情况好很多，就这一点说实话是大陆这边还拥有很多我们传统中国人的那一个气度、那个气魄。台湾，大家知道这二十年来自从李登辉当总统之后，台湾在去中国化，去中国化的同时台湾在民主化，民主化外表上看是很有成就，实际上不是那回事。我们姑且不论，就是台湾的民主化后来造成一个很直接的结果，就是台湾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被边缘化，台湾现在是一个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一个社会，台湾只需要名嘴，只需要表演的政客，所以你们可能有一些人有注意到，李敖这次又来大陆嘛，结果李敖这次在大陆的影响力迅速滑落，然后大家对他的批评跟上回比较起来也一落千丈，为什么？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有一点，有蛮多的人在李敖身上感觉到有一种特质，觉得李敖好像有时候很会表演，为什么？台湾这一、二十年来很习惯地把人变成表演型的人，因为你要在民主社会取得发言权，你就必须要会表演，包括政治人物，哪个政治人物你只要不会表演，你就被淘汰，这是民主政治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结果台湾的知识分子因为被边缘化，根本没有人要管知识分子讲什么话，结果台湾的知识分子他就变成怎么样？他就变成有一点虚无，他不知道干嘛，结果台湾大概比较好的知识分子就是怎么样？好，我们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食衣住行娱乐，生活的地方我们弄得比较雅致，弄得比较悠闲，弄得蛮有一点文化程度的，现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大概有的人搞这个搞得蛮有成绩的，好的地方就是他蛮有生活的情趣，就像晚明的文人一样，台湾的文人其实带着非常强烈明代晚期的风格，明代晚期的文人，大家知道很会玩生活，玩得非常、非常有情调，非常、非常有气质，可是有一个缺点，这些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虚无在，都有一点玩物丧志，因为他们对现实是失望的，找不到着力点。当然台湾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跟大陆不一样，大陆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比较没有什么虚无的问题，可是大陆的知识分子脾气很不好，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愤怒。我后来感觉就是大概只要两个知识分子坐在一起就开始骂，一天到晚骂骂……，然后我就在看他们的脸，我觉得他这样骂下去，他的脸会越变越难看的，他何苦来哉啊？可是你看他不断地在读书，然后就不断地骂，他又忧郁，又愤怒，总而言之离“悦、乐”两个字都离得非常、非常远。然后我觉得大陆知识分子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大陆的知识分子非常喜欢骂政府，政府当然有问题，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整天这样骂，骂着骂着，你骂得越厉害，政府提防知识分子就越提防越严密，然后两边互相猜疑，那个心态说说都不太健康。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那个心态健康的比例越来越低，离孔子都越离越远。我觉得两岸知识分子的那种内心的紧绷状态，其实是从宋、明之后，理学家这样一路演绎下来的，虽然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在反对儒家、反对宋明儒家，可是实际上他们骨子里面遗传的非常、非常多这种基因，“宋明理学”的基因是什么？第一个看元素；第二个过度认真，容易慷慨激昂，容易生气、容易愤怒，你看那个理学家在骂人很恐怖的，稍微不对，他就对你发飚，然后动不动就骂你，结果这样一个气质其实他有一直遗传下来，然后一个人如果非常严肃，过度严肃之后，他常常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就是他就开始容易虚伪。我前天在成都，朋友带我去看一个刘文彩的庄园，刘文彩的庄园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刘文彩他有一个兄弟叫刘文辉，以前四川的军阀，他有一个庄园。我看那个庄园，我看一看还好，但是他有一个展览的部分，我觉得对我也太有意思了，他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已经昭然若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怎么讲？他说：1958年前后的时候，他们在刘文彩庄园那个地方伪造了一个水牢，后来一段时间还找了一个假的，说当时被刘文彩他们怎么迫害，那个人到处跟人家作见证，然后他还接受访问，结果后来他知道那个人是假的。然后我就看到他们现在把五几年、六几年那些造假的东西，差不多都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我看他那个造假的东西觉得特别有趣，然后看着、看着，就看到那一个，他们有一个叫做收租院的雕塑，然后我看到那些雕塑特别有感觉，那些雕塑作品恐怕一、两百个人以上，结果所有的那些作品，你当然可以说它非常有艺术成就，但是我觉得全部都是假的，因为那个神情、那个表情都不是中国人的表情，都不是中国人的神情，那个东西是被扭曲过的，在五几年，六几年那个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虚伪、那么多造假的东西，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是很喜欢标榜伟大的时代，它是一个严肃、非常认真的时代，越严肃就越容易有虚伪，所以大家都知道后来“宋明理学”常常被人家批评说“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这个东西常常它会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结果这一个东西，我自己的想法是一直到现在其实并没有完全去除，就是说知识分子、读书人的那种紧绷、那种虚伪其实都还残存着，这些虚伪要怎么把它破掉？其实就是你回到人的那个样子。我这一次在成都双流县他们请我的讲座，那个题目非常伟大，伟大到我自己都觉得我受不了，那个题目叫“中华文化传承的契机”，太伟大了，我就说哪有那么伟大的题目，我说：“如果我来跟大家谈谈中华文化、中国文化，我就会想跟大家讲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恢复中华文化？我们为什么要谈中国文化？”不是因为说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谈中国文化，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今天要谈中国文化到底要谈什么？要恢复什么？大家都读国学，大家都背《四书五经》，那就叫恢复中华文化吗？我觉得不是，你可以把它讲得很伟大，在我的感觉里面很简单，我觉得谈中国文化、恢复中国文化就一件很小很小、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让中国人回到中国人应该有的那张脸。陈丹青先生最近一直在谈“民国范儿”，他在谈一个东西很有意思，他拿了很多民国时代人的脸来谈，因为他本来学美术的嘛，他对视觉上这些东西他特别敏感，他这方面的东西谈得很有意思，谈得非常好，他的意思是民国时代的这些人的脸我们现在找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从1949年之后，因为种原因，使得中国人的脸开始变了、开始扭曲了，你如果在比较老一辈的，像在座这边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们的脸还会看得到那个痕迹，可是比较年轻一辈的，中青一辈的人，其实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影响了。
谈中国文化其实就是我们回到中国人该有的那张脸，我为什么说《收租院》那些东西都不好，因为那些人的脸没有一张脸是真正中国人的脸，中国人的脸那是什么样的脸？中国人的脸基本上那个肌肉是要放松的，是要像孔子这样“闻风相悦”的，要有那个“悦”，你没有那个悦、没有那个乐、没有那个喜，你再伟大的东西都是假的，这一点是一个最起码、最关键的一个原点。中国人的脸，那要怎么来，那是中国人的性情，谈中国文化其实谈到最后就是恢复中国人该有的性情。那一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他自己小孩，因为学校里面的功课压力很大，然后他很想让小孩接触传统的这些《四书五经》的东西，可是时间上又不允许，他觉得这个里面有冲突，他问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小孩读《四书五经》是好事，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情是培养小孩的性情，那个性情其实恐怕是从非常小的时候就要培养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最有成就的那个例子，我生三个小孩的这个例子。我大女儿她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她是我们家第一个第三代，就是她是我父亲第一个孙子，我有三个兄弟，老人家总是想抱孙子，现在有了一个孙子，不得了，太开心了，然后又是女生，他更开心，为什么？因为弥补他四十几年来的遗憾，当初我们三个兄弟，我父亲就是一直希望能够生一个女儿，结果天不如人愿，怎么生都是男的，所以他这个遗憾整整四十年，结果最后我老婆生了一个女儿，他开心死了，又是孙子辈，又是孙女，结果他就开始非常风风光光地当起他的爷爷来，结果当了爷爷之后他性情大变，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从我小时候有记忆以来，我一直觉得我父亲跟传统的父亲一样，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淡定的一个人，结果自从他有了孙女之后他才发现我父亲竟然有那么强烈的非理性的一面，他会为了他的孙女跟人家计较，他以前从来不跟人家邻居计较的，从来不说人家邻居半句闲话，结果后来我发现他开始在抱怨邻居某某，他抱怨的内容是什么？莫名其妙把他孙女给搞哭了，怎么、怎么样，都是因为他孙女，结果因为疼就变成宠，然后当时宠得不只我父亲，包括我母亲，包括我弟弟，包括我弟媳，总而言之全家人都在宠我那一个女儿，有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我老婆跟女儿就呆在老家，当时我女儿真的是“三千宠爱集于一身”，那个时候大概她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不对劲，会有问题，结果到半年后，她才六个月大，我就发现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我在我女儿的身上看到有一份乖戾之气，“乖戾”，她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她已经变成是她阿公、她祖父的指南针，她指哪里阿公就一定要跟着去哪里，稍微不如她的意，他就发表严重的抗议，阿公就一定要乖乖地服从，她已经完全可以彻底地使唤她祖父，然后所有的人统统以她为中心，我就开始感觉到我那个女儿性情有问题了，再这样下去会完蛋。我刚开始跟我内人在提这个事情，内人不以为意，不太有感觉，后来慢慢她也发现好像将来会出问题，再这样下去女儿性情再这样下去将来会有问题，结果她也开始紧张了，紧张了之后，她就问我怎么办？能不能劝劝祖父，劝劝阿公、阿妈，我就跟她说劝没用的，这种情感的事情理性说服是最有没有力量的，知识分子最喜欢理性说服，可是实际上这种事情能理性说服那才有鬼，这种事情不能讲道理，它不是讲道理讲得通的，你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子溺爱，你不能这样宠，他每次都跟你回答我哪有溺爱，我哪有宠？好不容易有一个孙女我不宠不然要干嘛，你每次讲他，他就开始变本加厉，所以理性说服完全没用，所以我很清楚这件事情，我就跟我内人讲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赶快生第二个，以量变产生质变，结果后来就因为这样，所以我老大跟老二只隔了一年四个月，我们很快就生了第二个，结果生了第二个之后，我大女儿的性情就变了，因为她被稀释掉了，她的独一无二已经被稀释掉，结果一直到现在，她现在小学四年级，我那个大女儿走出去人家都觉得我那个大女儿很乖巧，看起来就很像大姐，后来很会照顾她弟弟，那个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幸好还把她板过来，不然今天哪里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读《四书五经》，读任何东西固然重要，但是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性情。所以我昨天就跟成都的朋友在讲，读《经史子集》、读《四书五经》对一个人性情的影响，大家不要过度夸大它的重要性，它常常比不上什么？比不上传统戏曲、比不上中国音乐、比不上民间小调对一个人性情的影响。为什么？音乐的东西它是更性情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一个人闲着没事在那边唱一段歌的时候，那个完全是他性情的东西，音乐很难造假的，我们看一幅画可以造假，比如看毕加索的画，可能看看看你都看不懂，你不知道他画什么，我都还可以装一下，好像很有道理、很有意思，我们可以装，可是音乐很难装的，音乐你听不下去就是听不下去，尤其你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伪装的，伪装不来，因为它是性情的东西。就是说今天我在写孔子的时候，有一些学院里面的人会非常不以为然，他觉得我谈孔子谈得半点儿学问都没有，然后我也从来不做解释，然后也不谈古代的人怎么、怎么讲，全部就是我薛仁明怎么讲，我也不谈思想、也不谈哲学，也不讲太多当时的历史事，统统都没有，那我在谈什么？基本上我在谈性情，所以这个书的前半部《孔子九章》去年7月的时候已经在台湾出版了，出版的时候，新书会，尔雅出版社的老板隐地先生七十来岁，他的夫人就在讲说她在上海把我的《孔子九章》读完，读完她说她有一个感觉，她就拍拍我的肩膀，她说：“我们这位小老弟小我小了二、三十岁，可是我怎么觉得说我们这个小老弟好像是孔子的知己”，我后来就笑，我说我不能说是知己，谈不上，我只能够说我写着、写着，当大家感觉好像你离他们很近，好像有了那个说法，就是薛仁明写的孔子好像写到薛仁明在场，我好像在场，我是在当时的处境里边，我自己的心情就是我们在阅读任何东西，写任何东西，我们要读到这个状态，就是我们今天读一本书是要跟那一个作者心心相印的，是要直接去跟那个作者的生命去相通。我今天写孔子，或者说大家来读《论语》、读孔子，我很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今天这个东西讲起来好像很深奥、很复杂，其实没用，其实它很正常。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书？我们读书其实是不得以，最早没有书，我们读书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人，我们本来想跟他见个面，想找他谈一谈，或者听他讲讲话，但是因为时间、因为空间不允许，只好去读他的书，我们读书是为了读他那个人，所以司马迁有过一句话——“读其书想见其人”，我们读书是为了要看到后面那一个人，我们当初还没有读书之前，为什么想见一个人，是因为我们读了这个书，我们第一个心情就是跟他聊天挺开心的，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也是原点，我们读任何书一定要读得开心。我有一次在台北做“捷运”，就是地铁，刚好看到有一个人上车，那一个人在台湾还蛮有名气的，叫王健壮，健康的健，强壮的壮，王健壮是《中国时报》的前任总主笔，是台湾自由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分子。结果我就看了一下王健壮，我从头到尾观察他，觉得太有趣了，王健壮搭那班地铁人还蛮少的，空空的。一上来刚好有一个位子他坐下来了，王健壮从头到尾没有抬起头来看车厢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抬起头来，他一上车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从他的包包里边拿一本书起来，就开始翻了，开始看了，这当然很好、很用功读书、很认真，这是好事。但是我发现他从头到尾那个眉头是皱着的，然后一直皱皱皱到下车，把书收起来，人走出去。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冲动，什么冲动呢？我想把那个书给抢过来，把它丢出去，你读书读了半天，让自己眉头一直皱着，你读这个书干嘛呢？我的想法这个叫自虐。虐待自己，你读了半天整个人眉头皱着，那你不读还比较好，大家知道有很多没读过书的人，其实看起来他们整个人身心都还蛮健康的，可是知识分子，这么健康的很少，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是读书读坏了，读书是好事，但是未必是好事，看你怎么读，你是用什么心态来读，再好的书都是一样，你说《论语》是好书是吗？当然是，可是我告诉你很多人读《论语》也是读得这样整个眉头紧皱，因为他本身心态就有问题。
我那一天在杭州还听我一个杭州的朋友说他小时候读一篇课文叫做《孔老二是个大草包》，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听过这个，我一听好新鲜。如果你是用“孔老二是个大草包”的心态来读《论语》，你肯定不会读到有喜悦，你一定一边读一边骂，到最后你的眉头也是紧皱的嘛，所以读书是要看你是什么心态，你是什么态度，今天其实我来跟大家谈，谈孔子、谈读书，其实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心态，你要让你自己回到那样一个喜悦的状态，我们跟一个人聊天，找一个人谈话，第一个就让你自己喜悦，然后第二个当然还要可以更高一点的，因为如果只是喜悦的话，那我们就听相声就好了，可是相声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毕竟比较单薄、比较浮面一点，所以我们喜悦再下来第二层就是他还要能够达到你的心里面，他达到你心里面，怎么达到？很简单，你跟他谈完之后，你觉得你走出外面，觉得看这个世界跟刚刚好像有点儿不太一样，走到外面看，你身边的比较漂亮的，然后回到家里面，本来看不顺眼的，看起来好像比较顺眼一点了，你就改变了，我们读书是为了这样子，读书是为了让你看这个世界，为了让你这个人变得比以前好、变得比以前有味道、变得比以后生活能够更滋润，这个是我们读书最原来的目的，其实也是最后的目的。
我拉拉杂杂就先跟大家先简单地介绍到这里，待会儿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各位了，请允许我先一分钟先喝个茶，谢谢！
薛仁明：大家还没有提问之前，我先打岔一下，因为今天是“世界读书日”，主持人要我做一个必做功课，就是我推荐书目的部分，这个书目刚刚我才发现有一个小小的误会。就是第一个是《论语白文》那个地方，我昨天才看到，我有一点佩服、肃然起敬，我觉得他们馆方太厉害了，我原来所讲的《论语白文》的意思就是只有《论语》，没有注释，就是台湾很流行，大陆我知道这几年很流行，就是给儿童读经的那种，王财贵教授他在推广儿童读经，叫大家只读《论语》、只读哲学经典的原文，不必有任何注释，然后字大大的，我所说的《论语白文》就是这个，就是你不必任何注释，你直接来读，读得懂就懂，读不懂搁置没关系，然后让那些所有的字句不必经过注释，不必经过解释，突然让它跳进去你心里面，这个叫做“素读”，就是朴素，它完全没有化妆，完全没有经过别人解释的情况下我们来读它。所以我第一个列的为什么是《论语白文》，就是我们先不要管谁讲，我们就是先自己看，这个是我当初第一个要列的东西。后面要列的东西，可能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我忘掉了，就我记忆中，包括《史记》里面的《孔子世家》，我特别强调一下《史记》里面的《孔子世家》。《孔子世家》里面所谈孔子的部分，我写《孔子九章》的时候大量地使用《孔子世家》里面的内容，结果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台湾是一个受儒家影响还不浅地方，然后很多人其实都是熟读《论语》、《孟子》，尤其大概五十岁以上那一辈的人，他们整本《论语》几乎是全部背起来，因为当初为了应付考试，结果我在写《孔子九章》的时候谈了好多故事，结果很多人跟我反映说这些故事他怎么从来没听过，我说有啊，全部都在《史记》里面，《孔子世家》写得很清楚，但是他们为什么都没有读过，这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孔子世家》里面的这些故事是从宋代，宋明理学儒家一枝独秀之后，后来他们开始把里面的某些故事开始淡化，他们觉得这些故事跟孔子他们心中的那个很严肃的圣人，那个正宗儒家的那个孔子的形象不符合，结果他们开始不谈这些故事了，结果这些故事就开始慢慢地淡化，大家知道台湾的儒家的传统是“宋明理学”的传统，尤其大家知道蒋介石是王阳明的信徒，他受王阳明的影响非常非常深，所以我第二个跟大家列的就是这一个《孔子世家》。
第三个《孔子家语》。《孔子家语》如果是学院里面的学者他们常常说这一本之伪书，就是后代的人伪造的，我的看法是伪造的到底是不是伪造的无所谓，我关心的不是它是真是假，关心的是它是好是坏，就是如果一个故事是假的，如果它有办法把它假得非常好，我觉得还是很好。到底这个故事是不是什么春秋战国的时候写的，是不是真实的孔子的故事，我觉得有时候无所谓，只要他这个故事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就够了。大家知道《史记》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其实是司马迁想象的，他未必真正看到，可是大家还是觉得他写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未必是真的，但是我们觉得跟他写的那个人物可以接起来，非常传神，既然可以传神，是真是假就无所谓，《孔子家语》里面有非常多孔子的故事我觉得是很传神的，所以学院里面会觉得他们有价值，但是我觉得他是很可以值得参考的。
再来是《庄子》，《庄子》这个部分，庄子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道家的人，但其实他是有很多东西是回应庄子的，我对庄子的态度，是我自己很喜欢庄子，我谈孔子是把他摆在儒、道互补的状态下来谈，所以我谈的孔子跟后来儒家谈的孔子比较不一样，在我谈的孔子身上会很清楚看到非常多的道家的色彩，甚至天津有一个书评家，说薛仁明笔下的《孔子随喜》，作者的文笔、作者的文字里面很明显的带着一种隐士的味道，因为我自己长期地我之前有十六年左右时间是在一个半隐居的状态，我住在台湾一个非常、非常乡下的地方，坐火车到台北是要五个小时，上次我杨典讲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台湾有这么大，有一个地方坐到台北还要五个小时，当初是特别挑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山明水秀，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有某种隐居的情怀。所以我在谈起老庄的东西，谈起道家的东西，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觉得孔子他有这一面，所以他跟这些人在《论语》里面某些记载，他跟这些人是打交道的，人家对他有好感的，所以我特别也建议大家不妨把《庄子》谈一谈，可以看一看。
最后一个是《四书集注》，《四书集注》是这六、七百年来影响中国读书人最深的一本书，我年轻的时候受这一本书影响很大。今天建议大家也可以看看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读一读之后，大家比较容易了解这一百年来的读书人为什么变得那么纠结，为什么那么严肃，为什么那么紧绷，在这本书身上都看得到，所以未必是给大家直接帮助，它可能是一个反面教材。但是它里面有一些东西还是讲得不错，就看你怎么分辨，我大概就介绍到这边，谢谢！
主持人：谢谢薛老师，下面就如薛老师所说我们进入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举手示意，这位女士。
提问1：我想问一下孔子的家庭对他性情有怎样的影响？他的父母有没有做一些特殊的功课？因为在中国大陆这一块儿，我觉得年轻的父母这一代搞得自己的子女都非常紧张的，连周末还有晚上闲余的时间都没有，请谈谈您的看法。谢谢！
薛仁明：孔子的部分，大家知道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也模模糊糊的，所以他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很难说得清楚，但是对他影响比较深的其实是他那个整个时代，他的那一整个时代，当时周代的整个文化的气氛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个东西会影响到、渗透到当时的很多人，他其实是直接从这边继承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一个词叫“底蕴”，大家都知道我上回在杭州新书会的时候跟他们书店的一些员工在聊天，他们说他们那个书店去年年底去台湾开年会，所以他们整个书店的人全部都去台湾了，他们去台湾有一些感触，他们说：“台北有一些硬体建设很明显已经未必赶得上大陆了，但是他们还是很清楚感觉得到，台湾的人的质地确实还是比大陆好一点”，为什么？因为那个传统的底蕴在，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外在的力量把它干预掉、把它破坏掉，所以那个底蕴一直在，那个底蕴在，说实话，有时候小孩不见得是某一个家庭在教，有时候其实就是整个民间、整个底蕴在调教他。至于你刚刚讲的大陆的小孩都非常紧张的原因不是小孩紧张，是大人紧张。
昨天我在成都有一个大学的老师就说：他们在教大学的时候，就觉得学生都不快乐。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老师都不快乐，学生不快乐是因为老师不快乐，所以，今天我们先不要担心小孩紧张，我们先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很紧张，也不要太担心小孩不快乐，我们要先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放松。先回到这个原点，台湾也有很多家长非常紧张，然后一天到晚就是你讲的礼拜一到礼拜天什么时候去送去什么班、什么班一大堆，我有好多朋友都是这样。我也非常不以为然，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家家务事，我不方便多说什么，我在报纸上写文章，偶尔会提到这一点，但是这个基本上是家长自己的心态。像我自己，我三个小孩，第一个不补习，第二个也没有学任何什么才艺班，因为我去年暑假之后我把工作辞掉，我自己呆在家里写写东西，过完年之后我还叫我小儿子干脆就不要上学了，我小儿子他本来是读幼儿园大班，不是义务教育，所以无妨，我就跟他说：你在家里陪陪爸爸吧。结果他现在除了叫我爸爸之外，他偶尔还会叫我校长，他说我是薛家幼稚园的校长，现在我这个当校长的人其实“无为而治”，我也没教他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两三天，后来他上轨道了，现在就怎么样？每天早上，我就说薛朴，我的儿子姓薛名朴，我说薛朴咱们该上课了吧？他说好啊，他就干嘛，他就去拿一本书坐我附近，他在那儿翻翻，我突然想到，我就问他：“你今天在翻什么？”“《封神榜》”，“噢，好啊”，第二节课“你在翻什么？”还是《封神榜》，“噢，好啊”，偶尔就变《西游记》，好啊，到下午，有时候他就开始拿他的龙泉宝剑，木头做的剑，客厅到我们的房间跑来跑去，他在练剑，偶尔心血来潮，他说他要蹲马步，“噢，好啊”。然后下午他比较常做的事情是干嘛呢？他在看京剧，五岁多，他很爱看京剧，怎么看？看DVD，现在都不是我播给他，都是他自己拿，我们家每一张DVD的光碟都有刮痕，因为都是被他到处乱弄，弄得到处伤痕累累，可是我不管他的，然后他自己在那边看，看京剧，最早是看那种小朋友喜欢看的孙悟空，所以他有一段时间的偶像是裴艳玲，裴艳玲河北梆子戏院人间国宝，后来层次变高了，不知不觉就层次变高了，他开始看《群英会》，他的偶像变了，变成是赵子龙，是天津京剧院的当家武生王立军，因为他知道我跟台湾有一些京剧演员都有一点认识，他有一天突然问我说：“爸，你认不认识王立军？”我说：“我还没到那个程度”，然后后来他档次又提高了，不仅是武生了，他在看武生那一段时间，他偶像就是赵云，结果偶像在赵云的时候，他有一天心血来潮，就说他要取一个字，他说他有名，他要有一个字，我说：“你要取什么字？”他说：“就叫子龙”（笑），姓薛名朴字子龙，我说好，挺好的。自从他有一个字之后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五岁多的小孩有时候爱胡闹，爱哭，爱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教训他：哎，子龙啊，赵云小时候有你这么爱哭吗？有一点点用，不是太管用，但是有一点点用。他现在开始会唱唱段，以前半年前唱的唱段是《甘露寺》唱段乔玄，最近他唱的唱段又提高档次了，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他变成萧何了，每天就是什么“问将军，这山又高，这水又长”，唱得挺好的。小孩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挺好了。然后他就这样看着、看着，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在那边写稿子的时候，他竟然在旁边念，结果我整篇稿子他竟然可以念出90%的字，我说：“哎哟，你怎么可以认识那么多字？”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就问他说：“妈妈有教你吗？”他说：“没有啊”，“那你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才清楚，大部分是看京剧看出来的。说实话，我对他几乎不管，应该说我就觉得他这个状态也挺好的，因为我放得松。我第一本书《胡兰成:天地之始》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在台湾的文化界有一点点影响，台湾有一个最重要的报纸的副刊叫《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他们的主编，后来我知道他跟很多人推荐这本书，可是，他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不觉得有多得意，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得意，什么事情呢？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去跟我老师林谷芳老师拜年，拜完年之后，我就带着我老婆和小孩，我就顺便看一下《人间副刊》主编也跟他简单地拜个年，结果这个《人间副刊》主编杨泽见了我这三个小孩之后就看了一下，等到我老婆、小孩先走了，杨泽就跟我讲：“薛仁明，你这三个小孩养得好啊，现在在台北找不到这样的小孩”，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最高的肯定，比我什么书写得好都还得意。基本上我如果有什么好处的话，我这一方面我是松的，可是松并不是我不管，而是我知道有一个大方向我抓住了，小孩有哪些东西我们该让他慢慢往这边发展，可是我不太管细节，但是大方向要抓准了。这样回答不知道会不会不让你太失望。谢谢！
提问2：薛先生谢谢你这么好的发言。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开始研究孔子？从你的性格来看，刚才你也介绍了，有一度你也想过隐居生活，有点类似于逃避社会（笑）。你怎么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而且研究得这么深，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有一个“新文化运动”，那个时候也是打倒“孔家店”，搞得非常厉害，但是孔子从历史上来讲过去一直是受人崇拜的，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两千多年来都是受到尊崇的，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将那些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估计你也知道，73年、74年“批林批孔”，过去我对孔子的了解就是他的《四书五经》，也没有这些书，所以在开始接触了解孔子的一些事情，“文革”的时候把他叫做是“孔老二”，什么“吹鼓手”，还有什么矛盾，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就开始有点儿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最近对于孔子的一种高潮是国学，塑孔子像，过去好些都弄倒了。最近看那个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对这些现象怎么来看？因为我对这方面是没有任何研究，过去也不大懂，所以很冲突地问你一些问题，谢谢！
薛仁明：谢谢！因为老前辈的问题很长，我听到后来，我差一点把他第一个问题给忘掉。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不知道是阿诚曾经讲过，北京的小说家阿诚，他好像是讲过一句话，就是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隐士的传统基本上是断了，因为这个传统断了，可能我刚刚在讲说我自己有一点隐居的状态，严格来讲我是半隐居，因为没有全隐，可是也差不多，因为我在台湾的文化界，我第一篇发表文章是已经我过了40岁的事情，就是我在两年前我才第一篇文章在报纸上登载，之前有很长的时间，我确实就是在乡下过生活，纯粹过生活。这样一个比较隐的状态，认真讲它不是所谓逃避社会，就是中国隐的传统基本上就是说他是跟比较主流的、比较流行的那个社会保持一个距离，他未必是逃避。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在讲，说我这几年写的有一些文章，包括我谈孔子谈得那么别开生面，那么有意思，他说有一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长期住在那么远的地方，我一直静静地在看着台湾的发展，甚至两岸的发展，甚至是整个历史的演变。就是说我住得那么远，恐怕对我比较大的意思是我把自己拉到一个距离之外来看，你对这个社会不是逃避，其实你可能是拉到了一个距离之后，你更专心地来关注它。所以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南京旁边有一个地方叫马鞍山，马鞍山那里有一个诗人叫杨戬，杨戬就是我书腰里面有把他列下去，他是2008年南方报系华人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诗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诗人，结果杨戬他是一直过着几乎是隐居的生活，他就在家里照顾他老妈，他信佛、吃素，平常很少、很少出门，可是你看他跟社会好像不怎么来往的人，你看他在写东西，措词之严厉，我一回儿就是在一个月前，3月23号我有在台湾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比较特殊，是第一个篇幅很长四千七百个字，在《联合报副刊》一天全部把它登完。还有第二个比较特殊的是那一天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是绿营的，是民进党那边，他有政治背景，他以前是施明德在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主席办公室的主任，他叫林文义，他本身也曾经担任过台湾几个绿营方面的报纸的副刊主编，这几年退出了政坛，回到文坛，文学圈子。结果他读我那篇读得非常震动，结果他那一天早上就透过他有一个三十年的老朋友，他那个老朋友现在在总统府办公室担任主任，就是马英九办公室主任，结果透过这个朋友，把我那篇文章放到马英九的桌上，听说那天中午马英九吃完午饭之后把我那篇读完了。我那一篇里面就引了两段杨戬的话，杨戬在批评大陆的教育，措词很严厉，可是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隐居诗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谓“隐”它不是逃避，他有时候是站在不同的点，就是当时我在台湾开始写孔的文章，《中国时报》的主编找我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他是怎么讲的，他讲得很有意思。我自己在台湾大学念历史系的时候，我那个时代刚好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学运时代，当时台湾学生运动，刚好就是李登辉当时在推动所谓的民主改革的时候，跟这个学生运动互相结合，结果学生运动的时代，年轻人很容易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结果我一群历史系的同学念到大四毕业的时候，全部抛弃历史系，大家全部去直接跟社会更紧密地结合，所以我有一大堆朋友就改去念社会学、念政治学，即使继续念历史系，念的东西就是学院的东西，学院念的东西跟真正中国传统的东西又是两码子事，结果我自己一个人当完兵，台湾是义务役，每个人都要当两年兵，结果我当完兵之后我就跑去乡下开始过半隐居的生活了，结果那一次杨泽，就是《人间副刊》主编就跟我讲，说当年你所有的那些朋友跑去读社会学，跑去弄“学运”，结果弄到现在，你们当时的那一票台大历史系的同学，只有你一个人还浸泡在传统里面，算一算也差不多十八年了，他说就好像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你来写一写吧，就我一个。我自己住在乡下后来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就是台湾这一、二十年整个现在什么本土化、什么国际化，好像大陆很多政治运动一样，类似那个味道，结果这些东西我都是在这个暴风圈之外，我是隔着一个距离在看他们，好处就是有时候我反而看得更清楚，所以跟我今天来谈孔子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我是对道家的东西有情感，可是我觉得正因为有情感，所以我谈孔子才可以谈得那么别开生面，因为我把孔子的面相给变得丰富了，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宋明理学”所讲的那么硬梆梆的孔子，所以我在我这本书的第一篇《素面相见》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把孔子跟后来的儒家做切割，就是他们有重叠，但是不完全一样，不要把他扯在一起，所以我在最后的一折，就是我写《论语随喜》最后一折，就是“吾日三省乎吾身”，那边我在谈曾子，我有一个论点，我说：后来的儒家传统与其说是孔子建立的传统，不如说是曾子根据他想象、根据他理解、根据曾子自己的特质所建构出来的传统。然后里面当然有孔子的成份，但是有更多曾子的成份，所以我的结论叫做“让孔子的归孔子，让曾子的归曾子”，不要把他扯在一起，扯在一起其实对整个中国文化不是好事。所以我才谈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一直主张一件事情，现在再谈中国文化要恢复、要谈国学可以，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要儒、释、道三家均衡发展，不要再像“宋明理学”那样就一枝独秀，然后讲来讲去我们又回复到“宋明理学”那样子，那我们这一百年不是白搞了吗？这一百年，你说他们在那边“打倒孔家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因为当时整个儒家实在是太腐败、太僵硬了，你本来就应该把它打垮，可是打垮的时候后来产生的副作用，后来产生过激，甚至你很多东西外表打垮，可是你骨子里面还继承，结果变得更糟糕，你另当别论，可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想办法把那些最根本在骨子里面的东西把它弄清楚，所以我后面讲的这些东西也等于是回答前辈的第二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边，谢谢！
主持人：那位女士。
提问3：你好薛老师！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新儒家，牟宗三他是属于新儒家之一，你说他不属于儒家，因为他是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那么我想问一下如今的儒家，它现在是新儒家，我们要怎么样发展？用怎样的方法、怎样的内容和形式把我们的儒家这个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下去？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像台湾的国学大师，就像傅佩荣，还有谁来着我给忘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大陆对国学研究我觉得没有台湾研究得比较深刻，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薛仁明：好！这两个问题我简单地讲一下，就是牟先生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他是谈儒家的西方哲学家，因为他的语言是西方哲学，他里面用康德的架构把儒家的东西摆进去。牟先生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儒家的精神？有，他对中国文化情怀非常、非常深，这是事实，他这个部分里头非常、非常动人，但是他本身这样一个言说的方式最后就是他只会影响到学院里面这些有哲学兴趣的人，可是儒家不是这一回事，儒家是要面对大众的，儒家是要移风易俗的，儒家是要关心教化的，可是学院里面那些所有的新儒家他们只不过在大学呆过，只能够用哲学语言讲，所有那样一条路，你不能说他完全错，可是问题是他跟真正的儒家就是两码子事。你说到最后怎么做？其实将来儒家可能与其说在大学里面发展，可能更多的时候要开始慢慢在民间滋长，中国以前的教育有民间的书院，民间书院这样一个系统如果在整个中国大陆它有办法恢复的话，它对比较健康的儒家它就比较有办法发展得好，至于要具体做，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层面，甚至就是说我这次在杭州、上海都还有跟一些朋友在提一件事情，整个中国文化要重建，有一个关键点，是大陆现在很少人面对这个问题的，就是要先恢复祭祀，大家想到祭祀就会以为是迷信，可是那是完全两码子事。什么是祭祀？祭祀就是你对天地万物、对祖先、对历史人物的感激之情，然后让它变成有一个具体一个形式，那个叫祭祀。我祖母在我父亲六岁的时候就去世，我母亲在差不多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嫁给我父亲，换言之，就是我母亲在嫁给我父亲之前将近二十年前，我祖母就去世了，意思就是我母亲不可能对我祖母有任何印象、任何情感，可是一直到现在，我母亲几十年来每年我祖母的忌日，她一定是很认真地跟她进行祭祀，该拜的要拜，那一天有什么其它的事情她都一定要排除掉，因为那一天是我祖母的忌日。这个东西是在干嘛？这个东西在培养人的性情，一个小孩子如果从小就是这样子，祖先拜，天地拜，这个拜、那个拜，他对天地万物，他对人就有情感，所以扫墓为什么那么重要？孔子讲“慎终追远，明德归后”，你对你的祖先有情感，你对你现在父母亲自然就有情感，你这个情感有了，真实了，你对旁边的人就有情感，你人的味道就对了，所以祭祀是性情的最根本，将来要恢复，这一个一定要先恢复，这个东西不要把它跟迷信扯在一起，那是两码子事，这一点其实我想要特别跟大家强调。
至于你第二个问题，我又忘掉了。
提问3：是台湾继承传统……
薛仁明：好，谢谢！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们姑且不论，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个事情，大家不要太强调大师这两个字，不要太相信。我这一次在好几个地方都否认，因为有人有那个企图要把这个帽子放在我头上，被我严厉地拒绝。我两年前有一次在台北有一场讲座，那一场讲座位阶比较高一点，因为主办单位是台湾最大的一个企业，叫“台积电”，他们文教基金会办的一个关于书法的讲座，请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都非常有分量，其中另外一个没分量的就是我，结果三个人，这个讲座他们就把它叫“大师讲座”，然后我就马上写了一封信跟主办单位讲“我不是大师，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请把它撤掉，不然可以说另外两个，但千万不要把我放进去”。我的意思是很多很多人家说他是大师，还是他自称是大师的，我建议大家先抱着一个保留的态度，因为在我来看，包括刚刚他所说的傅先生，其实跟所谓的大师是有距离的，傅先生其实他是一个西方哲学家，他谈的传统跟真正的传统，单单谈的方式就不是真正的传统，他有他谈得还不错的地方，但是跟真正传统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台湾还是有一些人确实谈得比较到位，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底蕴的问题，那个底蕴是因为几十年来没断过，所以台湾大概五十岁以上那一辈的人，尤其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谈传统都谈得特别到位，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在这个传统里面耳濡目染，所以随便一谈就是谈自己的事。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李安，李安拍《卧虎藏龙》，怎么看都是比张艺谋拍《英雄》好看，为什么？你觉得有味道，李安那个《卧虎藏龙》单单你看他拍的竹林，你就觉得诗意昂然，那他的武侠看起来就是有味道，为什么？因为李安他们那一辈的人从小看武侠小说，那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从小就是这样看长大，那个就好像我儿子现在在讲赵云、赵子龙一样，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对他而言赵子龙不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真实的，他们那一辈人从小就看这些东西耳濡目染，台湾当时就那么标榜中国文化，因为从66年，从“文化大革命”之后台湾在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底蕴一直都在，这个底蕴其实是这二十年来因为去中国化，因为李登辉开始这个底蕴被伤害到，可是这个伤害对60岁以上那一辈的人完全没有影响，影响最深的是30岁以下的那一辈。所以我常常在讲两岸嚣张，真的是消长，我的《天地之始》出版之后我在台湾到目前找不到超过三个30岁以下的读者，可是在大陆到现在不能发行，可是我在大陆有一堆30岁以下的读者，为什么？因为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对你这个东西不会讨厌，但是他也不会喜欢，他就是没感觉，他对所有传统的东西就是陌生、冷淡、没感觉。这个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五、六十岁以上那一辈人当然没有问题，大概就这样，谢谢！
主持人：这边有没有读者提问题，那位女士吧。
薛仁明：我能不能先打岔一下，请大家问一个问题就好，因为还有一些朋友还要问，第二个，实际的问题，你问两个问题，我都会把一个问题给忘掉。
提问4：薛老师您好！我昨天正在看一本书，然后他讲到了孔夫子在街上流浪的故事，说孔子问颜回，说：“我们像犀牛、老虎一样落魄荒野，难道是我的思想有问题？”颜回回答说：“老师道行太深了，人家用不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用才显得我们是金子，不融合并，不融然后变金子”，这个当然您刚才在讲孔子的风骨也好，像庄子这种《逍遥游》这种游弋天地之间，01：42：58萦怀这种感觉也很好，但是请问在现在，当然你说刚才也谈到大陆知识分子有一种非常纠结、非常压力很大的感觉，但是您要知道生存压力大，这是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也就是我想问的是这种风骨和我们吃什么这两个东西该如何统一到一起，或者说我们的风骨如何在我们现实的挣扎之中还能够体现出来，无法被销毁，谢谢。
薛仁明：我从刚刚一直没有提到风骨这种字眼，为什么没有提呢？因为我觉得风骨太伟大了，我现在一直很怕提伟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一百年来知识分子会这么纠结，就是因为脑袋里有太伟大的东西，人生其实很简单，都是很具体的，像生活有压力，我们想办法让生活好过一点，然后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压力。我们今天谈孔子会有一点意思的地方是像刚刚这位朋友提的那个例子是当初他被包围，然后有生命危险，孔子在周游列国有这种生命危险的次数最少三次，而且生命危险都是立即性的。谈这些生命危险会有意思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在读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不要把它当成纯粹的是一个故事，不要把它当成就是过去的故事，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要设想自己如果是在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这一段历史对你就会有
